一、登高望远：《当兵》的学术史回顾与立意

 

学术论著贵在出新，而要写出新意，熟谙学术史为必要之途。对此，齐小林博士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正是秉持此念，作者以极强的学术敏感度对学术史展开回顾，并在回顾的基础上对自身立意展开阐述。

 

作者首先带领我们重温了有关农民参军的研究成果。对于该领域的代表性论文，如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1]、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2]、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3]、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4]、李里峰《土改与参军：理性选择视角的历史考察》[5]等，给予细致剖析，并指出这些论著总体上澄清了四方面问题：一是有些农民参加革命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甚至与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也不沾边，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利，不再受人欺负，可以活得扬眉吐气。二是有些农民参军的确与中共的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有关，正是在中共的动员之下，新思想渐入农民心中，最终促使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三是扩军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联，比如江南的社会经济环境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中共的征兵、扩军工作，这与华北地区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江南与华北扩军的成绩也有所不同。四是土改对参军支前的作用虽然值得肯定，但并不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就积极主动地参军支前，而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过程中建立并逐步得到强化的各种组织细密的动员实现的。总之，参军是农民在中共各种政策诱导下的理性选择。[6]以上这些认识，笔者在相关研究中亦有所感触。

 

对于其他相关研究，比如对中共士兵优抚、士兵婚姻、根据地兵役制度等，作者也予以回顾，但这些方面的既往成果大多局限于政策、措施、原因、特点等的知识性描述和大而化之的经验总结，而少有普遍性的启发意义。

 

通过前述回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以往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中共士兵大多处于一个被遗忘的状态，仅有的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参军与优抚两个方面。即便是就农民参军来讲，多数学者往往满足于农民动机的探讨。其实，农民的参军动机仅意味着具备了参军的可能性，如何由参军的可能变为参军的现实，更具学术价值，而这一过程则无人考察。至于中共士兵的逃亡问题，更是乏人探讨。当然，在业已探讨过的一些问题上，其考察路径也大多没有摆脱“政策—效果”的研究框架。在这种框架下，中共与农民之间呈现出单向的动员与被动员、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忽略了农民复杂的心态与行为对中共政策推动与制约的双重作用。正如李金铮先生所云：既往成果“在中共革命与农民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提高的三部曲。共产党与民众、共产党与基层社会，就是单向的‘挥手’和‘跟随’、‘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应当的”。[7]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在整体编排上，作者紧紧围绕“当兵”这一中心主题，对华北根据地农民转变为士兵的过程作了历时性考察，充分阐述了农民走向战场的具体过程，谋篇布局环环相扣，整体论述逻辑严谨。具体讲，全书不仅对农民参军中各相关人员、组织、干部的种种问题，如个人的动机、顾虑与意愿，村干部参军动员中的职责与顾虑，党组织对于参加动员的准备，村庄内的参军动员，以及参军动员的偏差和解决，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还对农民当兵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及破解之策进行了解读；不仅对农民成为新战士后的组织与审查进行了阐述，还对中共为了巩固新战士所作出的努力——整训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战士的输送、士兵逃亡及动员士兵归队等问题予以论析。这一论述架构，缜密地再现了当兵的几个关键环节，描摹了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的清晰历史图景，使得我们对战争年代中共如何争取农民参军参战以及农民是如何衷心拥护中共领导并踊跃参军等问题有了一个明晰认识。

 

二、资料、方法与观点：《当兵》的叙事铺陈及突破

 

对于一项学术研究来讲，除了规范到位的学术史梳理、良好的研究立意之外，资料、方法与观点至关重要。资料是否有拓展、方法是否有突破、观点是否有新认识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项研究的学术价值。由此三方面来看，《当兵》一书均有所突破：

 

首先，在资料挖掘上有新拓展。

 

写作过程中，作者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前人论著，对尘封于档案馆、图书馆多年无人使用的档案文献、当时杂志以及时人的文集、年谱、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尤为注重。具体而言，一是运用了大量未刊档案资料，如作者在河北省档案馆、赞皇县档案馆、平山县档案馆、唐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档案资料，从而为该书立论的可靠性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二是搜集了业已出版的各类各级各地区档案资料汇编，如《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后勤工作》《八路军》《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三是运用了大量时任领导人，如毛泽东、陈云、邓小平、陈赓、贺龙、黄克诚、黄镇、聂荣臻、粟裕等人的文集、文选，朱德、罗荣桓、贺龙、聂荣臻等人的年谱，聂荣臻、姚依林等人的回忆录，高鲁、王恩茂、谢觉哉等人的日记等。四是运用了一大批当时出版的杂志，如《边政导报》《边区政报》《边政往来》《八路军军政杂志》《群众》《战斗》《中国妇女》《工农兵》《军政月刊》《解放》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参考了大量业已问世的国内外相关论著和有一定关联度的学术论文等。对以上资料和论著的娴熟运用与参考，不仅使该著更为严谨、更具学术性和说服力，同时也增加了该著的历史感和鲜活感。

 

其次，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突破。

 

充分而翔实地占有资料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只有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才能在具体研究中突破陈规。对于理论方法的指导作用，前人已有很多论述，人们也有极为清醒的认识。正因如此，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一直都是史学研究工作者着力追求的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范式日渐多元化，无论是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还是城市史范式、乡村史范式，乃至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身体史学等兼容并包，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近年来，在各研究范式内部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诸如新文化史、新政治史、社会文化史、医疗社会史等不断涌现。“新革命史”，也是在这一大的学术潮流中产生并日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8]《当兵》一书就是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撰述的成功典范。而“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的运用，也是该书采用国家与社会上下互动的视角，避免沦入“政策—效果”式研究模式，区别于既往研究的一大突破。比如，该书将农民这一既往研究中从未被重视的群体置于历史舞台的中央，考察其面对中共革命时的一系列复杂心态与行为，以及产生这些复杂心态与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展现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探讨革命战争时代众多普通农民的生存生活理念，进而阐述农民这一小人物群体在革命年代的命运转换，深刻揭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在农民当兵这一问题上的复杂互动关系。当然，其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该书也多有运用，并非一概抛弃。比如，该书还运用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具体实际借鉴了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理论。如此种种，使得该研究更为鲜活和丰富。

 

再次，在相关问题上有新认识。

 

谈到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参军参战，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这样一种热潮：“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似乎老百姓在抗战伊始即拥有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同仇敌忾、踊跃参军参战，且这种军民鱼水情是贯彻始终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的参军热潮是存在的。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这种参军热潮出现的背后，隐藏着哪些艰辛与曲折。亦即，中共在解决战争兵源的过程中，是如何成功促使根据地农民走出家庭、走向战场的，又是如何确保这些农民在保家卫国过程中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的。在当兵问题上，抗日战争时期这样，解放战争时期同样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应该说，诸如此类疑问，在众多的著述中，一直都没有得到解答。而该书则回答了前人没有关注或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新观点。这些新的认识和观点，贯穿于全书的整体结构之中，诸如第二章《农民参军：动机、顾虑与意愿》、第三章《革命与乡村规则：村庄内的参军动员》、第四章《规避与冲突》、第五章《新战士：审查、整训与输送》、第六章《士兵：逃亡与归队》、第七章《士兵家属的优待》，均在大量运用资料，以原始资料说话的基础上丰富了对有关问题的新认识。以下笔者从农民参军动机和中共军队中的士兵逃亡现象两个印象较深的问题入手试作说明。

 

对于农民参军的动机，学术界已有所探讨，并对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觉醒的重要意义多有强调。[9]这在前面也有所述及。而作者通过研究认为，对于民族意识，我们不能否认部分农民由于民族主义的鼓舞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参加中共军队，“但若以为所有的参军者皆是如此，则与事实有相当出入”，“对于民族主义在促使农民参军中所起的作用不宜估价过高”。[10]对于阶级觉悟，作者指出，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得到经济利益的农民支持中共政权、积极参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中共变革社会经济的措施简单地与农民参军联系起来”，然而，“统计数据清晰地表明：农民因阶级觉悟或者出于报恩的思想而参军者为数极少，大多数农民的参军与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阶级划分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11]实际上，在普通农民的心目中，参军与否不仅是革命行为，更是利益的衡量和比较。正如杨奎松所指出的，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即使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历史巨变时期，真正实实在在看重的还是自己的生活，满足个人利益依然是大多数农民行为的最基本出发点。[12]

 

中共军队中存在士兵逃亡现象，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颇具颠覆性。因为中共士兵英勇、无畏、坚定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他们会逃亡，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逃亡？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时代，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只要有战争存在，就会有士兵逃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果我们将中共士兵问题置于华北乡村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将士兵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符号，那么，士兵逃亡现象就能得到合理解释。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学术界至今未见探讨。当然，这或许与该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度有关。不过，既然是存在过的问题，就应该坦然面对。正是出于这一学术关怀，作者辟专章深入解析了士兵的逃亡与归队问题。作者指出，“中共士兵的逃亡是农民参军的另一侧面”，“参军运动的研究中缺乏对逃亡的研究是不完整的”。[13]参军后之所以逃亡，一方面是“农民参军动机复杂、顾虑重重以及基层干部动员农民参军方式的某些偏差”，另一方面则与“中共军队物质生活的艰苦、管理方式上的某些弊端、战争的残酷、士兵对战争前途的迷茫等”密切相关。[14]而村干部在执行中共动员逃亡士兵归队的指示中则扮演着复杂的角色，有的采取了“强迫命令形式”，有的则出于各种考虑而采取了“支应态度”。这一情况表明，“农民与中共革命之间既有利益的契合，也有利益的冲突”，不能因过于强调前者而忽略了后者。[15]正是“农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对立、冲突、融合构成了革命史真实复杂的面相”。[16]

 

三、白璧微瑕：《当兵》的缺憾及未来之展延

 

该书的研究也并非尽善尽美。如果说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话，以下数端不可不察：

 

一是未刊档案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所探讨问题有待继续拓展。综观全书，所用未刊档案资料虽然很多，所涵括区域却并不全面。档案资料多是一种优势，但区域不均也会带来一定问题。例如，该书的立意是探讨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而所用档案资料大多取材于河北省档案馆、赞皇县档案馆、平山县档案馆、唐县档案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很多问题的探讨上多是以晋察冀边区为考察对象，兼及华北根据地，如此一来，在农民走向战场的论述主旨上，晋察冀边区是否就能够全面代表华北根据地，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之间有没有差异性，就值得重视。实际上，华北其他各省、市、县级档案馆也多藏有大量关于本论题的资料，这些所藏档案资料未能利用，显为该书的一大遗憾。此外，该书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比如，书中多是指出了在当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不良倾向，对于中共有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如果未能彻底解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彻底解决了是怎样办到的，都可以进一步研究。当然，一本论著，不可能穷尽所有资料，也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查阅资料似乎永远是件充满遗憾的工作，问题的延展面似乎也永远无法尽善尽美，对此我们也不能苛责。

 

二是国际视野不够开阔。当兵，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战士来保家卫国，都需要解决兵源问题，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抗战时期，作为正义的一方，为了赢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共努力动员农民参军参战；作为侵略的非正义一方，日本也在想方设法扩充军队，以加强其侵略力量，扩大侵略果实。如此就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日本当时在国内是怎么解决兵源问题的，日本民众对于当兵和战争持怎样一个想法，有没有逃避行为；又如，日本除了本土征兵外，有没有其他征兵来源，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征兵要求的，等等。还有，大家都知道，自甲午战争之后，朝鲜人民惨遭日本殖民之苦，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很多朝鲜志士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有力地抗击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义勇军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但问题的另一面相是，也有一些朝鲜籍士兵随日军侵入中国，帮助日军屠杀中国人民。黄春锋即撰文对此作过探讨。他认为，日本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主要是基于弥补对外扩张时兵源不足和镇压朝鲜人民反抗而产生的，其主要实现方式是强制征兵，也有一些朝鲜人甘愿受日本侵略者驱使，其角色则大多是充当日本侵略的帮凶和炮灰。[17]由此想到，该书虽然是以华北根据地农民走向战场为阐述主题，但如与日本的征兵方式略作比较，当更具国际视野，此可成为作者今后研究的延展方向。

 

三是时空观念把握不足，谋篇布局畸轻畸重。该书探讨的是整个华北根据地时期，这里面无疑内含着时间和空间，时间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空间就是华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然而综观全书，在总体布局上存在着不尽合理之处，比如阐述抗日战争时期少，解读解放战争时期多，前轻后重，而且前后两个时期笼统叙述未做进一步区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矛盾主体的改变（即由中日矛盾改变为中国内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作战双方也相应改变（即由中日作战改变为中国内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作战），这一变化表现在农民当兵问题上，也会带来前后之间的变化和区别。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时期，也会伴随着前后阶段上的转换而有所变化和区别。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在农民当兵问题上，无论是宣传，还是农民的认知，肯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的笼统叙述，就会抹杀了这些变化。此外，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也同样面临着征兵问题，国民党的兵源是怎样解决的，农民对于国民党的征兵持怎样的态度，有没有抵制心理和行为，等等。如能在动员农民参军问题上将国共两党作一简单比较，对于解读民心向背当更具价值和意义，此亦可作为该论题的延展方向。

 

战争是一个很残酷也很血腥的话题。战争年代，每一次战斗，首当其冲的都是士兵。为了革命胜利，他们冲锋陷阵、血染疆场，甚至牺牲性命，令人敬佩。然而，那些在革命征途中牺牲了的无名烈士，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却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即便是历史学者，也少有关注。出于历史学者的责任感，作者深深吸引于“这些无名小卒在历史剧变中的际遇”，试图“记录下他们为什么走向战场、怎样走向战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记录下他们的欢欣、悲伤与哀愁”。[18]此种悲悯之心，使得作者并未将战争胜负作为论述主题，而是立足于更加宽广的平台，从中共政权与乡村农民、普通士兵的双向角度入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论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一大时代助推下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的历史过程。这与以往“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血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19]的研究相比较，更具理性和人文关怀。这与晚年刘伯承不愿过多提及自己当年所经历的那些金戈铁马、气势恢宏的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20]由此而言，该著闪烁着探讨人性本真的理性色彩，确实不失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在内容上能让人品出学术之味的佳作。

  

〔作者把增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