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前沿问题（上）

一、中华民族复兴

1.中国古代的强盛

（1）疆域特别辽阔。唐朝强盛时期的版图达到1000多万平方公里；忽必烈开辟的元帝国，疆域为1500多万平方公里；清朝康熙年间的疆域为1300多万平方公里，并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版图。

（2）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与发现大约有300项，近60%来自中国；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制瓷等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也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2.中华民族的复兴

（1）中国遵循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国永远不称霸、不侵略别国；另一方面，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让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像当代发达国家那样，为人类的进步提供更大的贡献率，至少要与我国人口所占的比率大体相当。

二、古代禅让

1.尧舜禅让

据《尚书》记载：尧邀请部落首领来讨论接班人的问题，众首领推举了品德高尚的舜，尧对舜进行了品德与工作能力考察后，举行仪式把帝位传给舜。但韩非子认为，所谓的“禅让”，并不是政权的和平交接，而是暴力夺权行动。

韩非子、《尚书》对“尧舜禅让”的不同看法，与当时思想界出现的百家争鸣密切相关。孔子、孟子主张仁与义，在他们看来，尧舜是大公无私的圣人，肯定会光明磊落地让位于贤能；韩非讲究势与利，在他看来，出于对权势、地位、待遇的迷恋和追求，暴力篡位是很正常的事情。

史学家钱穆认为，“尧舜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但是在后人的传播中，逐渐被理想化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尧舜禅让”是墨家学派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而编造出来的。史学家白寿彝则认为，“尧舜禅让”的传说，实际上就是部落联盟内部的民主选举制。

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根据考古学成果研究认为：尧舜禹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尽管这三大集团都生活在黄河流域，但最初的活动区域并不在一起；后来，气候变化、黄河泛滥，打破了这三大集团的活动空间；为了解决水患，三大集团最终选择了联合，而且轮流执政。

2.后世禅让

中国历史上还有多个“禅让”事件。例如：

魏陈留王曹奂－晋武帝司马炎

晋恭帝司马德文－宋武帝刘裕

南朝宋顺帝刘准－齐高帝萧道成

南朝齐和帝萧宝融－梁武帝萧衍

南朝梁敬帝萧方智－陈武帝陈霸先

北朝东魏敬帝元善见－北齐文宣帝高洋

北朝西魏恭帝元廓－周闵帝宇文觉

北朝周静帝宇文阐－隋文帝杨坚

隋恭帝杨侑（yòu）—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

唐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

唐哀帝李柷（zhù）—后梁太祖朱温

十六国吴杨溥—南唐李昪（biàn）

五代后周恭帝柴宗训—宋太祖赵匡胤

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

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shèn）

宋孝宗赵昚—光宗赵淳

清乾隆帝—嘉庆帝

这些禅让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1）“外禅”，即把权力让给异姓，这种禅让往往会导致朝代更替。它一般是强权、暴力、武力胁迫下发生的，但基本上是和平的、不流血的。如：杨坚、李渊、朱温、赵匡胤上台。

（2）“内禅”，即把权力让给自己的同姓血亲，自己通常称“太上皇”，这种禅让一般不会导致朝代更替。其既有强权、暴力、武力胁迫下的权力转移，也有主动退位的。主动退位的有：唐睿宗李旦、乾隆皇帝。

三、封建社会

1.西周“封建”

一般把战国时期到鸦片战争前称为“封建社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封建”与欧洲古代史上的“封建”在内涵上相差太远。

中国古代的“封建”二字，是“封邦建国”、“封土建制”的简称。大规模的“封建”发生在西周初年。当时，地处西部边陲的周政权，灭掉了强盛一世的商王朝后，为了管理辽阔的疆域，便由王族的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建立武装据点，其首要目标是解决周王室的安全问题。受封的诸侯在各自的封地内具有世代继承的统治权，但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并定期朝贡，随同作战，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按照“封建”一词的本义，中国古代史上，真正的封建社会，应该是西周到秦统一六国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秦及秦以后的社会可称之为“专制官僚社会”“官僚社会”“宗法—专制社会”“宗法性官僚君主制”“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等。

2.西欧“封建”

天津师范大学的侯建新教授指出，在西欧，封建主内部土地层层分封，形成金字塔形的等级制，每一层上下级之间都结成封君和封臣的关系，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每个领主只能直接管辖自己的附庸，不能管辖附庸的附庸，每个封建主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在这一制度下，各级封建主只服从自己的上一级封建主，与其他封建主没有依附关系。封君与封臣之间的血缘作用并不大，国王也不是天下“共主”，“国王靠自己生活”，其全部经济来源就是他的个人庄园。保护诸侯，是国王应尽的义务；如果国王侵犯了诸侯的权利，诸侯可以反抗，包括使用武力。

可见，西周的“封建”与西欧“封建”区别很大。而秦朝以后的社会制度，与西欧的封建制度之间，几乎没有相同之处。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县令管理地方。这些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没有自主管理权，甚至连生命权也掌握在皇帝手中。可以说，中国的“封建”制在秦朝时就被废除了。虽然此后历代都有“分封”，但是，除了汉初、西晋、明初外，其他时期的“分封”只授予爵位，既不分土地，更不赐民众。因此，与西周时的“分封”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正如侯建新教授所说，“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物品，为什么贴上同一标签并且装进同一箩筐?”

3.滥用“封建”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但不能无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就以西欧社会发展的阶段来剪裁中国历史。马克思本人也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他还批评“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与收缩，“封建主义”则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与分割，“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在本义上是不相容的，是矛盾的。

许多时候，人们把各种落后、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也冠以“封建”字样，例如：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等。按照“封建”的本义，“封建的”就不可能是“专制的”，因为“封建”导致权力分散，而“专制”带来的是权力集中；“迷信”早就有了，而且永远会有，它与“封建”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总结道，在中国，“‘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法国学者谢和奈也批评说，“人们如此滥用了‘封建’一词，以至于它失掉了任何意义”。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指出：“名词的滥用，以及对于名词的真正意义的无知，可以说是一座迷宫，连那些最大的天才有时候也在这里面迷失了方向。”

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前沿问题（中）

四、重农抑商

1.商鞅“重农抑商”

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政策始于商鞅变法。山东大学刘玉峰教授研究指出，商鞅变法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农战，二是抑商。农业方面的具体包括：国家授田；鼓励垦荒；免役轻税；奖励耕织；提高粮价等。这些又与战争有关。抑商的具体措施包括五个主要方面：第一，实行盐铁垄断，政府将所产盐铁卖给商人，再由商人分销各地；第二，严格控制粮食贸易，不准农民擅自出售，更不准商人收购；第三，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的从业人数，并加重其赋税徭役；第四，加重私营工商业的关卡税和营业税；第五，禁止经营旅店餐饮业，使行商难以解决食宿问题。

刘玉峰教授指出，商鞅抑商政策的目的，一是防止农民弃农经商，二是迫使私营工商业者弃商务农。抑商为了重农，重农为了战争；为了战争的胜利就要重视农战，重视农战，就必须抑商。可见，商鞅的重农和抑商，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而是为国家军事目的服务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势必会将社会经济纳入战争的轨道。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长期持续，经济成果必将被战争所吞噬，进而导致经济崩溃、政权垮台。

2.后世“抑商”

中国古代有许多压制商业的措施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取消商人的政治权利，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在穿衣、建房、乘车等方面对商人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但各个朝代的情况不一样，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政策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对于“重农抑商”，也应区分开来看，“重农”未必要“抑商”，“抑商”未必是“重农”。再者，对于“重农”尤其是“抑商”的含义要做具体分析，不可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抑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二是保护和发展官营商业。企图通过抑制私人商业的发展，保护和发展官营商业，使得政府和朝廷获取更多的利润。纵观漫长的中国古代史，没有一个政权真正违背最起码的经济规律，去完全抑制商业的发展。就是那些大力主张“重农抑商”的古代思想家们也认为：商业为社会所必需，反对完全禁商，主张给商业创造一定的便利，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受益。所以，总的来看，对于私人商业的发展，在政策上基本上也是抑制与有限度支持并存，当然，不排除个别时期对私人商业持打压立场。

比如，汉武帝时因长期对外作战，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解决朝廷财政危机。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向商人征收财产税，如果商人不如实上报财产数，鼓励允许他人检举揭发，举报属实的话，以商人的一半财产重奖举报者。学术界将这场掠夺民间商人私有财产的运动称为“地毯式搜刮”。另一方面，汉武帝还实行盐铁官营，以获取丰厚的赋税和利润。

唐宋与西汉对待私人商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唐初，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虽然有束缚商业的一面，但也便利了市场管理。当时的长安城不仅商店众多，国内外商贾云集，商品种类比前代大为增加，而且商业内部行业分工更加细密。唐朝中后期，长安城中的商业活动逐渐冲破了坊市制，经营时间延伸到了夜晚，经营场所延伸到了“坊”里。这些现象说明，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开放度与支持度在不断增强。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多次下诏，减免商人杂税。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不利于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内的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宋代还形成了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如：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以陕西为主的西北市场等。另外，宋朝时政府还发行了纸币。这都说明，当时宋朝并未实行严格的抑商政策。

3.简要分析

总的来看，重视农业发展，扶持官办商业，抑制民间商业发展，是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对待农业和商业的一个基本立场。这种立场归根到底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它给人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并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农业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可以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以利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在政府看来，私人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统治基础，所以采取了抑制民间商业发展的政策。虽然在个别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抑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农业的发展，甚至也不利于商业自身的繁荣，不利于政府的税收，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步，最终会危及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中国古代史的学术前沿问题（下）

五、古代治世

1.文景之治

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百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政治比较清明，通过察举选拔人才，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刑法相对宽简，并废除摧残肢体的肉刑。但文景治世的背后也有危机：政治方面，王国力量威胁中央政权；民族关系方面，匈奴不断侵袭边境；社会方面，贫富分化严重。另外，文帝景帝虽是开明君主，但也有专制的一面。比如：

周勃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又在消灭吕后集团、拥立汉文帝中立下功劳。汉文帝一登基，立即削夺周勃的兵权，并贬斥出京，不久又以“谋反罪”为名，将他关进监狱。周勃贿赂汉文帝的舅舅，通过他向太后求情。太后训斥汉文帝说，当初周勃手握重兵，那时不反，立你当了皇帝，现在屈居一个小县，手无一兵一卒，反而要造反吗？汉文帝自知理亏，不得不释放周勃。

周勃之子周亚夫为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立下大功，但因功高盖主、兵权在握而遭皇帝猜忌，后来朝廷给他定了“谋反罪”。因为周亚夫购买的一些陪葬品是兵器，朝廷说他要在死后反于地下！结果周亚夫在狱中绝食而死。

2.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重视用人、纳谏；完善均田制、租庸调制；对少数民族平等相待、和平往来。因此，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当然，晚年的唐太宗，多次对外用兵，加剧了社会的不满，生活上开始注重享乐、追求奢侈。

唐玄宗继位后，重视用人，整顿吏治，加强制度建设。到开元晚期，唐王朝达到鼎盛时期。正如西方史学家所言：“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但是，调整三省制，减少宰相数量，也便利了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轻信藩将安禄山，宠爱杨贵妃，导致重大失误出现。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唐朝的盛世走到了尽头。

3.康乾盛世

关于“康乾盛世”，一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疆域方面：我国辽阔的版图在这一时期最终稳定下来。

第二，人口方面：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人。

第三，文化方面：编纂了文化巨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第四，耕地面积：突破10亿亩，远远超过明朝。

第五，经济总量：GDP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第六，世界形象：成为西方人无限向往的国度。

但也有学者反对“康乾盛世”之说，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康乾盛世”。纵向与汉唐时期相比，无论是清朝人的精神风貌，还是统治者的气度胸襟，与“汉唐气象”相差都很远；横向与同时代的欧洲社会进行比较，在科学成果与社会发展上，已逐渐被抛在后面。有些人对前朝称为盛世，多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追忆，不能用来作为历史学论证的根据。康熙君臣称本朝为“盛世”，最初是出于满洲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4.“治世”的概念

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所指出的，“治世”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而稳定的一个时期，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政府对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对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比较繁荣，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的时代。

相对清明的“治世”，其出现往往依赖以下六个基本条件：（1）开明君主的出现；（2）吸取前代的教训；（3）相应的制度保证；（4）善于使用人才知识分子参政；（5）特别关注民生；（6）几代共同努力。历史上的治世、盛世不能持久，就是因为这六个方面受到了破坏。

六、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

1.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既是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也是专制主义的重要特征；中央集权的加强，往往会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但是，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专制主义主要体现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而中央集权则主要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专制主义的特征

专制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有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的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或某一统治集团之手，也就是独裁。第二，专制政治排斥任何形式的监督。下面三个故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制主义。

故事一：有一天，秦始皇外出，看见丞相车骑很多，认为不是好事。宫中有人将此事告诉丞相。丞相随即减少车骑数量。始皇帝大怒，说：你们有人泄露我说的话！但没人敢承认。于是，秦始皇下诏，逮捕当时在场者，并全部杀掉。

故事二：朱元璋曾夸宋濂：“跟随朕19年，不曾说过一句假话，议论别人一句短长，十几年如一日，何止是君子，简直可以说是圣贤了！”但朱元璋仍派特务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同家人饮酒，朱元璋派特务暗中打探。第二天，朱元璋问他昨天是否喝酒了，座上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宋濂一一如实作答。朱元璋笑着说，答的都对，你没有骗我。然后拿出锦衣卫绘制的宋濂家宴图。宋濂看后，目瞪口呆被吓出一身冷汗。

故事三：清朝大兴文字狱，强化君主专制，其中乾隆帝时就出现了130多起文字狱。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在乾隆帝看来，徐述夔丧心病狂，罪大恶极，虽然人已死去，仍下令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然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

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时期，专制主义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比如东汉的桓帝、灵帝，西晋的惠帝，唐朝后期的一些皇帝，明朝后期的多位皇帝，由于个人的执政能力非常有限，出现了外戚或宦官掌权局面。其他一些皇帝也可能会受到行政机制的影响，不能为所欲为。比如，崇祯皇帝曾写信给大金吾（即首都卫戍司令），要求连夜杀掉两个监察御史。大金吾上奏章说：言官如有罪，应公布罪状，以法惩处；半夜写条子，要我杀人，我是不敢执行的。

3.简要分析

专制主义可以实行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可以在地方割据王朝实施；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强弱并不是同步发展的，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时期，中央集权是强有力，专制主义却有所收敛。

认清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之间的区别，就不会在批判专制主义的弊端时，连同中央集权制的合理性也一起加以否定。

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利于减少战乱；利于实行全国一致的货币与度量衡制度，进而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如灵渠、白渠、大运河的兴修，与中央集权的实现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同样，中央集权也并不是一直在加强着。汉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明显地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