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部编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与老教材的说法不同。《纲要（上）》第16课“学习拓展”中说：“甲午中日战争后，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起来，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由此产生。”而老教材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1989年从教以来的高中历史教材皆持此说）。最近有位同行在本工作室微信公众号给我发私信，问：“教材为什么不在‘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后面直接说早期资产阶级产生，而是放在了甲午战争以后？是不是说明教材改变了以前‘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观点？”这位同行非常不错，备课很仔细、很全面，发现了新教材正文之后“学习拓展”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新说法。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整个资产阶级发生发展过程的研习，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组织和人物的评价（彭平一：《论林增平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的确如此。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但新教材对此没有进行分析和解释。从备课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中学老师需要知其然，更需要知其所以然，不能让这样的问题轻易地“滑过去”。其实，新教材的上述新观点，在史学界只是一个旧观点。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新中国的史学界曾经有过几次讨论，但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笔者所见，大抵可归纳为以下数种意见：（一）“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说”持此说法的学者有郭庠林、陈绍闻、史全生等。郭庠林、陈绍闻二位先生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是中国资本主义重要方面，而工场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有所发展。”（见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史全生先生的理由是“中国资产阶级是和工人阶级是同时产生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了一系列工厂企业。其中，被雇佣的中国产业工人就是工人阶级，代表外商资本家招雇并直接管理中国工人的中国买办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全生：《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与形成》，《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说”或“1895年之前说”持此说法的学者或著作有郭沫若、张万年、高景明、林剑鸣、翦伯赞（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2页）、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本书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270页）等。由于《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和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具有教材性质，它们基本没有提出时间定位的学理依据，如《中国史稿》第四册说：“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4、87页）从学理上分析的主要是张万年、高景明、林剑鸣三位先生。他们认为要回答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就必须首先回答和明确它形成的标志是什么。他们依据列宁的有关观点（“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见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3页）和毛泽东的有关观点（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讨程”，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97页；二是“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7页），认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与否的基本标志，就是中国资本主义新经济是否产生，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否产生。既然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已经产生和存在，那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形成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70年代，虽然厂矿数目不多，但却标志着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因而伴随着这种新生产方式的阶级也必然产生和形成了。（张万年、高景明、林剑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究竟何时形成的》，《学术月刊》1963年第9期）（三）“19世纪末说”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或“20世纪初说”持此说法的学者有范文澜、章开沅、林增平、孔经纬（孔经纬：《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形成与资产阶级形成》，《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等。如范文澜先生认为：“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开始有地主、官僚和一部分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到了商办工业数量较多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形成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第67页）在另一处，他又说：“到了同世纪（按：指十九世纪——引者）的末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极——民族资产阶极。”（范文澜：《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收入侯外庐主编：《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页）直到1980年代初，这一观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论证。1980年，林增平先生撰文用大量史实和数据论证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说”（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三)》，《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林增平先生不同意“1895年之前说”的理由有三条：第一，1895年之前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极其微弱，当时的情形是早期官僚资本占压倒优势；第二，商人、地主、官僚等向新式企业投资尚在试探过程中，并不放弃原来的剥削方式，可以说还在转化的过程中，谈阶级形成为时过早；第三，没有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公车上书”的都是举人。林先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理由有四点：第一，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比前阶段有较大的增长；第二，资本家数量增加，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已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存在；第三，革命派和改良派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第四，通过报刊大力宣传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57—59页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其中主张改良的一派已不同于他们那些仅仅要求清政府扶植资本主义的先辈，而是“日益增长了同封建贵族平分政权的愿望”；至于革命派，则表现了“夺取独占的统治地位的倾向”。他们认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标志。（杜恂诚、周元高：《建国以来资产阶级研究概述》，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4—2175页）有学者高度评价了林增平先生的上述研究，认为这些论点是建立在厚实的史实基础上，同时在理论上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第一、第二点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这一长期发展过程的时候使用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中的中层等级”和“现代的资产者”等概念。第三、第四点理由，可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肯定生产发展对阶级存在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承认上层建筑对阶级划分和存在的反作用，如列宁说过：“当然，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基础，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历史发展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的觉悟程度的高低而显露出来的。这个‘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有时通过长时期的、顽强的、以数年和数十年计算的斗争……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基本条件，但资产阶级要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社会阶级，还必须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而这种阶级意识又总是通过一定的政党或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林增平文章中列举的大量史实表明：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阶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立阶级意识已经形成，因而这一阶级本身无疑也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彭平一：《论林增平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四）“20世纪的头十年说”或“辛亥革命前十年说”主张此说的学者有陈跃能等。陈跃能先生认为，应以四个层次作为界定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准：一、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其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二、产生了一定数量的资本家，具备了社会基础；三、出现了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组织集团，形成了组织基础；四、产生了其政治代表，直接跻身于政治活动，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据此可以看到，甲午战争以前，近代资本主义尚处起步阶段，不独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比例小，资本家也为数甚少，还不具备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十九世纪末，虽有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运动，但资本家却与此相当隔膜，没有侧身其间，更没有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社会政治组织。二十世纪初之说，含义过于模糊，与十九世纪末之说有大同小异之感。他以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可确定在本世纪的头十年，即辛亥革命前十年。历史事实表明，在这十年中，不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家队伍日益扩张，以资本家为主体的社会政治组织也如雨后春笋，并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之中。倘若此说成立，则可以进一步论证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性质，它比其它形成说更能解释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又能说明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幼稚和软弱。更重要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前十年形成，而无产阶级在1919年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这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形成时差比西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形成时差要小得多，从而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要成熟得更早，更有资格来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陈跃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时间新探》，《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从上可以看出：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于何时，在史学界还存在分歧。第二，基本上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从资本主义新经济中寻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的。有的在资本主义新经济“产生时期”寻找，有的在资本主义新经济“发展壮大时期”寻找。从历史看，影响较大的意见，主要是（二）和（三）。（二）的观点长期占主流，其原因应与时代环境和毛泽东、郭沫若的看法有关。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观点。而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之事是始于1955年7月受毛泽东之托，到1962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史稿》第四册（昞姝、应吉：《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郭沫若研究》第十辑，1992年）。由于《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等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大家主编的高校历史教材持“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说”，其时的中学历史教材也很自然地受之影响。（三）的观点在1950年代即已出现，经过林增平先生的充分论证至今也有40多年了，但被中学历史教材长期拒之门外，这说明了中学历史教材的内容具有超级“稳定性”。如今部编教材采用了这一观点，则说明（三）的观点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了。相应地，部编教材（包括“纲要”和“选必”）也没有老教材习见的“早期维新派”、“早期维新思想”之类的表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