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
卢美双老师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 (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6
3
笔者将“探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定为本课关键线索,围绕此线索补充史料并设计相应活动:第一,通过补充《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史料,引导学生了解当时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及时代背景,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工人的实践与自身的实践;第二,通过分析《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内容,引导学生找出《共产党宣言》中工人实现自身解放的方法论依据,从而理解理论是如何指导实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伟大意义,即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第三,实践不止,理论也不断发展,第一国际、巴黎公社都是当时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具体表现,笔者又通过补充《法兰西内战》这一史料配合讲解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运动的关切以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引导学生认识实践为理论提供的经验,即实践对理论的反作用。
高中历史
卢美双老师 中学历史教学中生态环境教育的探索路径(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3
6
历史本身是包罗万象的,诸多学习内容中涵盖着生态环境知识,教师需要结合历史学习内容本身,向学生附带介绍相应知识,以便于更全面客观地认识、理解历史。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其有水量小、变率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其流域的洪水易于泛滥,尽管古代政府对其多次治理,但历史时期的人类活动促成了“善决(口)”特点的强化。人民版高中历史教材必修第二册第一课《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中有《大禹和他的继承人》这一子目,提及水利事业的发展,涉及了中国古代黄河治理的内容,教材较为突出王景这个历史人物在黄河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在王景治理黄河后,黄河安流了600年,史称“汉唐安流期”。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从生态环境层面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不同看法,其分析了黄河下游绝溢改道的根本因素:洪水与泥沙,即流域的重要区间的水土流失情况,而水土流失状况在整个历史时期并非直线发展、日趋严重。[1]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可就“东汉之后黄河为什们长期安流?”这个问题为引领,从新颖的生态角度入手进行更为全面的讲授,以扩宽学生知识与眼界。引导学生思考这段“安流期”主要涉及的时代(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特征(政权分立、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政治时期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教师可以结合学者谭其骧的论文观点进行如下讲述:东汉后的魏晋十六国时代尽管政治混乱、战争频繁,但黄河偏偏最平静,这是受黄河重点流域的生态环境所作用。此时期北方地区民族大交融,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地区, 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上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从地理学上的角度来看,上游水土保持好,下游洪涝灾害定能遏制,治黄的关键在于治沙。[2]此案例对于“古代黄河的治理”的讲述,将历史学科知识与生态环境知识融合,让学生在复习中国古代史的同时,初步了解水体流失的概念、原因与防治,便于学生更深层次认识“汉唐时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与“下游平静”的关系,培养学生历史解释能力。[1] 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学术月刊,1962(2).[2] 参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J].学术月刊,1962(2).
高中历史
轮船招商局是民用工(企)业吗?(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6
一、缘起最近做题,大意是问哪个企业是洋务运动的民用工业?答案是上海轮船招商局。于是就有疑问:轮船招商局是轮船运输公司,能算工业吗?二、不同版本教材的表述1、07年人教版教材07年人教版教材采用了“民用工业”的说法。2、07年人民版教材07年人民版教材“民用工业企业”说法,实际上还是民用工业。3、《中外历史纲要(上)》《中外历史纲要(上)》用了“民用企业”的说法。三、权威著作的说法主要查阅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编写的两本著作。1、《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采用了“民用企业”的说法。2、《(新编)中国通史纲要》《(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也采用了“民用企业”的说法。四、轮船招商局属于民用工业吗?夏征农主编的《大辞海》对“工业”给出了如下定义:采掘自然物质资源和对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加工或再加工的社会生产部门。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为消费者提供日用工业品。很显然,轮船招商局的核心业务是经营轮船,从事客货运输。这属于交通运输服务业,而不是从事物质产品制造的工业。五、为何有时会混用?1、历史语境在洋务运动及近代史叙述中,“工业”有时被宽泛地理解为与“实业”相近,泛指所有采用机器生产和近代经营方式的工商经济部门。因此,“民用工业”作为一个习惯性、笼统的集合概念,有时会涵盖轮船招商局这类企业。2、学术演进随着现代经济学和产业分类概念的普及,后来的研究更倾向于使用更精确的“企业”一词来强调其制度创新和商业属性。六、结论上海轮船招商局用“民用企业”这个词来描述更精准、更科学。
高中历史
基于核心素养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路径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7
基于核心素养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路径 杨双双河北景县中学 河北景县053500 摘要:在新课改核心素养培养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学通过渗透家国情怀来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通过新中国初期外交、太平天国运动、国共合作、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全民族浴血奋战与抗日战争的胜利等历史事件,展现了如何通过丰富教学内容、深度事件分析、创设教学情境和课外拓展教学四个维度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将历史教学与国家情感教育相结合,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历史理解力,激发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进一步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关键词:核心素养;高中历史教学;家国情怀;渗透路径 随着新课改的全面推进,对高中历史学科教育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历史教育的关键点,而家国情怀则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借助历史课程内容,助力学生形成家国情怀,强化民族自豪感与民族文化自信。一、 丰富历史教学内容,培养家国情怀在历史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是培养家国情怀的关键步骤。以“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为例,这一时期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实践阶段,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该章节的教学内容不仅可以涵盖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影响,同时,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情感与价值观,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教学过程中,首先,教师应确保学生对这一时期的基本史实有清晰的了解,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实施,以及万隆会议等重要外交事件。这些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后续的深入分析奠定了基础。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分析外交政策的形成原因,探讨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国家利益考量。例如,分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何体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以及如何在冷战背景下实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这种深度分析有助于学生理解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深化对家国情怀的认识。再者,教师可以创设情境,让学生扮演外交官,模拟当时的外交谈判,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亲身体验外交决策的艰难和国家利益的维护,更好地体会外交工作者的爱国情怀。通过互动活动,学生将有机会在实践中理解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进一步增强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同感。教师还可以引入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外交元素,如描述新中国外交的电影《外交风云》,或经典文学中外交官的人物形象,让学生从艺术作品中感受历史人物的家国情怀,将抽象的国家情感具象化。这种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学生建立起对国家历史的丰富认知,从而激发他们的家国情怀。同时,课外拓展教学也不容忽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或邀请外交官进行讲座,将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专家分享相结合,拓宽学生的历史视野,增强他们的历史自豪感。此外,鼓励学生关注当前的国际形势,通过分析当下外交事件,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历史知识,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强化家国情怀。二、加强历史事件分析,培养家国情怀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厚的情感价值,是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有效载体。本章将通过分析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探讨如何在这一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教学过程中应详细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包括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动荡、清朝统治的腐败、农民的苦难以及基督教传播对民众思想的影响。通过这一背景的分析,学生可以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从而建立起对历史事件深层次理解的意识。深入剖析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结构、主要领导人、重要文献如《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内容。这些分析有助于学生认识太平天国追求平等与变革的初衷,以及其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挑战。同时,可以引导学生探讨运动中的进步与局限,如对妇女解放的提倡与实际执行的矛盾,以培养他们批判性思考和全面评价历史事件的能力。在讨论运动过程时,教师可引入文学作品如吴敬梓的《儿女英雄传》中对太平天国的描绘,或者影视作品如电视剧《太平天国》,让学生从不同的艺术视角理解这一历史时期,感受当时人民的抗争精神和家国情感。此外,组织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扮演洪秀全、杨秀清等历史人物,体验他们的决策过程,增强对历史人物的共情能力,进一步激发家国情怀。课外拓展是历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关的历史遗址,如南京的天王府遗址,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感受历史的痕迹,增强历史现场感。同时,鼓励学生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如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的启示作用,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通过这些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找到个人情感的共鸣。在评价和反馈环节,教师应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历史知识和素心素养去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思考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以及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此外,对学生在角色扮演、实地考察和课外研究中的表现进行评价,鼓励他们将家国情怀融入日常生活和未来选择中,实现历史教育与个人成长的无缝对接。三、创设教学情境,鼓励学生进行表演在历史教学中,创设教学情境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从而激发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深入理解和情感共鸣。以“国共合作”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为例,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以及随后的抗日战争,都是国共合作的典范。通过巧妙地创设教学情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体验历史人物的决策过程,领悟历史背后的家国情怀。在教学开始时,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展示历史背景,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军阀割据的现状以及共产党的成立等,帮助学生理解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历史背景。接着,教师可以分发角色卡片,让学生扮演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人物,参与到国共合作的谈判和决策过程中。学生们将站在各自角色的角度,考虑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体验决策的困难,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历史事件的多维度和层次感。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教师需设置一系列情节,例如让学生模拟中共一大、国民党一大、北伐誓师大会等关键事件的讨论,以及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战略调整。通过角色扮演,学生们可以体会到历史人物的矛盾、挣扎与决策,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国共合作的历史价值和家国情怀。这个过程中,教师应适时引导学生反思历史人物的决策和行动,探讨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和道德抉择。同时,教师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的国共合作片段,如电影《建国大业》、电视剧《亮剑》等,让学生在艺术作品中感受历史人物的家国情怀和历史事件的戏剧性。这些素材可以作为教学的补充,帮助学生丰富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同时增强他们的情感共鸣。课外拓展环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尤其是展示国共合作时期文物的展览,或者组织实地考察,如去南京中山陵、井冈山等地,让学生在实地感受历史的痕迹,增强他们对国共合作历史的认同感。同时,鼓励学生研究国共合作时期的其他重要事件,如黄埔军校的建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通过深入研究,提升他们对历史的全面认识。评价与反馈环节,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反思角色扮演中的决策、行动以及情感体验,引导他们将历史学习与个人价值观的形成相结合。此外,对于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的表现,教师应从角色理解、决策分析以及情感表达等多方面进行评价,鼓励他们将家国情怀内化为个人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准则。四、开展课外拓展教学,培养家国情怀课外拓展教学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打破了课堂的束缚,让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探寻历史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实地考察、文献阅读、讨论会、观影活动等多种形式,学生能更加生动、直观地感受历史的脉搏,从而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实地考察是课外拓展教学的有效手段。组织学生参观革命遗址,如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地,让学生在历史的见证者面前,感知那个年代的艰苦与辉煌。通过亲身体验,他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革命先烈们的精神风貌,激发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文献阅读是拓展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环节。鼓励学生阅读《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历史文献,以及《红星照耀中国》《苦难的历程》等纪实文学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在阅读中,学生能够亲自挖掘历史的细节,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同时,这些文献中的家国情怀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情感认同。组织观影活动也是课外拓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播放《建党伟业》《辛亥革命》等影片,让学生通过生动的影像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影响。这些电影不仅展示了历史人物的英勇事迹,也展示了国家和民族在危难时刻的不屈不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讨论会是课外拓展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有力工具。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深入讨论,鼓励他们从多角度分析历史事件,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讨论不仅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能培养他们对历史的深度思考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切。课外拓展教学的评价应注重学生的参与度、思考深度以及情感变化。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实地考察中的反应、阅读报告的质量、讨论中的发言以及观影后的讨论,全方位地评价他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和家国情怀的培养。综上所述,家国情怀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需要采取有效教学方式,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渗透对学生的家国情怀教育,促进学生家国情怀得以形成。可见,家国情怀教育永远是历史学科的教学主题,同时也是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效途径,身为高中历史教师,一定要认真探究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参考文献[1]李艳.刍议高中历史课堂中如何同步发展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史料实证素养[J].《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2024年第3期31-32,共2页[2]陈晓杰.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培养路径[J].《教育信息化论坛》,2023年第16期102-104,共3页[3]王新娟.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实现路径[J].《中学课程资源》,2023年第9期25-27,共3页[4]杨艳丽.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教育的策略探究[J].《教师》,2023年第10期69-71,共3页
高中历史
高考历史主观题文字概括转换汇总(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5
中国史材料相关内容:户籍、赋役、文书管理、档案记录可概括转换为:行政管理,政治制度的体现材料相关内容:户籍管理严格可概括转换为:人身限制较强,国家对社会控制严格材料相关内容:关爱鳏寡孤独、老幼病残可概括转换为:关爱特殊群体、弱势群体,社会教济、社会保障的对象材料相关内容:政府做好事可概括转换为:缓和社会矛盾,提升治理效能,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巩固统治材料相关内容:自然灾害、土地兼并、流民、起义可概括转换为: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秩序混乱材料相关内容:收粮食、布帛可概括转换为:收取实物税材料相关内容:收白银、收钱可概括转换为:货币税,有利于农产品市场化,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免费帮官府干活 可概括转换为:徭役,人身限制材料相关内容:免役收钱 可概括转换为:放松人身限制,增加政府收入材料相关内容:穷人变有钱,百姓变官员、科举制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阶层流动材料相关内容:强调官营、专卖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加强对经济管理材料相关内容:东西便宜买进,东西贵时卖出(或平准) 可概括转换为:利用市场规律干预经济,有利于打击囤积居奇,打击不法商贩、调节市场秩序材料相关内容:解决衣食住行,粮价、物价 可概括转换为:民生问题,社会稳定材料相关内容: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 可概括转换为:等级、差异,礼制(或礼乐制度)影响材料相关内容:婚丧嫁娶、衣饰言语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风俗、风俗习惯材料相关内容:文字、语言 可概括转换为:信息交流的依托、文化影响力的载体材料相关内容:统一文字、文字简化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统治材料相关内容:《xx法律》、《xx法律》 可概括转换为:制定相关法律、注重法律规范,xx 走向规范化、法制化材料相关内容:强调道德作用、表彰 可概括转换为:弘扬儒家文化材料相关内容:对某些行业、事情表彰、奖励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支持,调动 xx 积极性材料相关内容:原来无规定,后来有规定 可概括转换为:逐渐规范化,制度化 材料相关内容:新疆、西藏、东北、云南、甘肃、岭南等地区 可概括转换为:边疆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促进边疆开发,促进民族交流,加强中原与边疆联系)材料相关内容:联姻、使者、赠礼、联盟 可概括转换为:多种交往手段材料相关内容:xx政策不断修改+效果好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灵活,适时调整材料相关内容:xx政策不断修改+效果差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不稳定,政策不统一,政策混乱材料相关内容:xx政策不断添加、不断补充+好的结果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不断调整,逐渐完善,适时调整材料相关内容:xx 政策前后一致、长期没有变化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坏的结果则是政策因循保守、守旧)材料相关内容:前代有,后代继承改革 可概括转换为:借鉴前人经验,继承前代制度并有所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原始社会有、周朝有、汉代有、今天也有 可概括转换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续性强材料相关内容:四川、湖南、广东、山东等都有某物品、某现象某种相似性 可概括转换为:分布广泛,交流联系,多元一体材料相关内容:四川与湖南、与山东等不同 可概括转换为:多元发展中华文化丰富多彩材料相关内容:xx皇帝、国王+官僚+好的作为 可概括转换为:统治者重视材料相关内容:皇帝、大臣、士大夫 可概括转换为:统治阶层、政府、国家等角度材料相关内容:学者、官员、士绅、士大夫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上层、精英材料相关内容:学者、士绅+好的作为 可概括转换为:有识之士(反之则是守旧、顽固势力)材料相关内容:商人、百姓、宗族 可概括转换为:民间势力,社会力量材料相关内容:都城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中心、商业中心、军事重镇材料相关内容:州县 可概括转换为:地方政府、地方行政中心材料相关内容:人间政治与天象、灵异、灾害、祥瑞等联系 可概括转换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塑造政权合法性材料相关内容:儒家学者道德高尚,关心社会民生 可概括转换为:受程朱理学影响,具有社会责任感(宋代以后),或者个人品德高尚,忧怀天下材料相关内容:同一件事交给多个部门,多个人物负责 可概括转换为:分权制衡材料相关内容:分中央官员权力 可概括转换为:皇权分地方权力,中央集权加强加强 材料相关内容:地方官员集多种权力于一身 可概括转换为:地方官员权力扩大,中央集权削弱,不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地方行政效率提高材料相关内容:做事情按照一定步骤、流程+好的结果 可概括转换为:程序严谨,减少失误(坏的结果就是程序僵化,缺乏变通)材料相关内容:皇帝想要强行推动某政策被官员和国家程序阻挡 可概括转换为:决策程序严谨,有利于减少决策失误,一定程度上限制皇权材料相关内容:特定的部门负责特定的事务 可概括转换为:专业分工,效率提高材料相关内容:四川到湖广,云南到陕西,内地到新疆等区域流动 可概括转换为:跨区域联系,跨区域材料相关内容:内地与新疆、云南、东北联系加深,采取相近管理措施 可概括转换为:内地边疆一体化趋势加强,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材料相关内容:少数人享受、接受到大多数人接受、享受 可概括转换为:大众化、世俗化,范围扩大材料相关内容:小说、戏剧、词曲、通俗文学 可概括转换为:世俗文化、市民文化材料相关内容:工具、技术、管理优化 可概括转换为:生产力发展材料相关内容:产品出去卖 可概括转换为:市场化、商品化商品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自己酿酒、自己种粮食、自已织布等,不对外销售,也很少买外界东西 可概括转换为: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稳定材料相关内容:xx局、xx部门等 可概括转换为:设立专门机构、设立特定机构材料相关内容:某些事务各管各 可概括转换为:专业领城,重视专业人才,专业分工材料相关内容:棉花、茶叶、咖啡 可概括转换为:经济作物材料相关内容:玉米、甘薯 可概括转换为:高产粮食作物,新航路开辟以来的物种交流与传播材料相关内容:家族、牌坊、宗族、祠堂、族谱 可概括转换为:儒家思想影响,宗法伦理观念影响材料相关内容:讲仁义、道德、忠孝节义 可概括转换为:儒家思想影响,教化材料相关内容:宗族、里、乡、村 可概括转换为:基层管理材料相关内容:城市娱乐生活、市场买卖繁荣 可概括转换为:城市经济功能增强,世俗文化发展(一般是宋元以后,唐中期以前不强调) 材料相关内容:近代教会、探险 可概括转换为:西方殖民入侵的工具,传播西方文化影响材料相关内容:近代银行、股份公司、证券交易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商业经营方式材料相关内容:近代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破产 可概括转换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材料相关内容:农民破产、进城打工 可概括转换为:自由劳动力增多材料相关内容:近代西方东西卖不出去 可概括转换为:自然经济抵抗能力材料相关内容:近代中国经济受到国外影响(比如茶叶价格生丝价格) 可概括转换为:中外经济联系加强,近代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近代经济独立性减弱材料相关内容:太平天国+近代+厘金+地方督抚 可概括转换为:清政府权力下移、中央集权削弱材料相关内容:机器、工厂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材料相关内容:近代出口棉花、蚕丝、茶叶 可概括转换为:原料、初级产品,利润较低,原料产地材料相关内容:轮船、铁路、汽车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交通,生活更加方便,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材料相关内容:西餐、自来水、西服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生活方式,近代城市化材料相关内容:民族资本家、新式学堂学生、知识分子 可概括转换为:新兴社会阶层、新的社会力量材料相关内容:列强占xx,列强要求xx、xx条约 可概括转换为: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材料相关内容:纺织业、酿酒、火柴 可概括转换为:轻工业材料相关内容:钢铁、枪炮、机器 可概括转换为:重工业材料相关内容:上海、广州、浙江 可概括转换为:沿海材料相关内容:四川、陕西 可概括转换为:内地材料相关内容:武汉、重庆 可概括转换为:长江中游地区材料相关内容:上海、南京 可概括转换为:长江下游地区材料相关内容:物理、化学、机械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自然科学、技术材料相关内容:历史、政治、法律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科学材料相关内容:近代学生、商人、工人等抵制外国 可概括转换为:群众性爱国运动材料相关内容:涉及不同群体 可概括转换为:参与阶层广泛,涉及范围广泛,社会基础广泛材料相关内容:教学涉及物理、化学、外语等内容 可概括转换为:教学具有近代化色彩,新式学堂发展(如果有儒学、忠君爱国等内容则还具有新旧文化并存的特点) 材料相关内容:学习西方 可概括转换为:探索救国道路材料相关内容:能指出西方缺点、说中国优点 可概括转换为:反思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认识深化,对中外文化具有更加客观的认识材料相关内容:阶级、劳动阶级、工人、生产力 可概括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影响材料相关内容: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 可概括转换为: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为上材料相关内容:新中国政策+好的结果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领导优势,相关经验积累材料相关内容:新中国政策+坏的结果+及时改正 可概括转换为:积累相关经验教训、直面困难、实事求是、敢于自我革命、与时俱进材料相关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允许私人资本、民间经营 可概括转换为:引入市场因素,激发经济活力材料相关内容:改革开放+好的结果 可概括转换为: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提高材料相关内容:改革开放背景+进一步改革内容 可概括转换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材料相关内容:改革所有制、分配制度、管理方式 可概括转换为:调整生产关系材料相关内容:农业、工业、服务业等比例关系 可概括转换为: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材料相关内容:近些年中国主动提出一些国际倡议 可概括转换为:改革开放,国力提高,积极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际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材料相关内容:官员考核制度严格 可概括转换为:建立健全官员考核体系,提升行政效率,保障国家治理效能材料相关内容:设立谏官制度 可概括转换为:强化对君主和官员的监督,促进政治清明材料相关内容:实行科举选官制度 可概括转换为:打破世家大族垄断,扩大统治基础,选拔优秀人才材料相关内容: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 可概括转换为:分工明确,提高行政效率,加强皇权材料相关内容:地方实行郡县制 可概括转换为: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材料相关内容:推行推恩令 可概括转换为:削弱诸侯势力,巩固中央统治材料相关内容:设立军机处 可概括转换为:标志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察举制 可概括转换为:选拔人才注重品德,为国家治理提供人才支持材料相关内容:外戚干政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权力斗争激烈,影响政治稳定 材料相关内容:宦官专权 可概括转换为:破坏政治秩序,导致朝政混乱材料相关内容:党锢之祸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斗争激烈,打压士大夫阶层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土司制度 可概括转换为:对边疆地区实行特殊管理,维护边疆稳定材料相关内容:改土归流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民族融合材料相关内容:设立内阁 可概括转换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提高决策效率材料相关内容:实行九品中正制 可概括转换为:初期有利于选拔人才,后期沦为门阀工具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募兵制 可概括转换为:增强军队战斗力,但可能加重财政负担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府兵制 可概括转换为:兵农合一,节省军费开支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权力交接平稳 可概括转换为:确保国家稳定,政权顺利过渡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决策注重民意 可概括转换为:体现民主因素,增强政权合法性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改革循序渐进 可概括转换为:减少社会动荡,推动制度创新材料相关内容:中央对地方加强监察 可概括转换为:强化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材料相关内容:设立特务机构(如东厂、西厂等)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君主专制,监视官员百姓材料相关内容:变法图强 可概括转换为:试图挽救统治危机,推动社会进步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斗争导致党同伐异 可概括转换为:破坏政治生态,影响国家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协商有助于科学决策 可概括转换为:集思广益,提高决策质量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决策失误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可概括转换为:错误决策影响国家和社会稳定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损害国家利益,激化社会矛盾材料相关内容:设立都察院等监察机构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维护政治清明材料相关内容:政治精英推动政治改革 可概括转换为:发挥引领作用,促进制度创新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权力的制衡防止权力滥用 可概括转换为:权力制衡保障政治公正政治决策的公开透明,增强公信力,提高决策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材料相关内容: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确保平稳过渡 可概括转换为:稳步推进改革,减少风险材料相关内容: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 可概括转换为:重视边疆稳定,巩固国家领土材料相关内容:建立政治协商机制 可概括转换为:广泛参与,提高决策质量 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官员轮换制度 可概括转换为:防止官员形成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决策考虑长远利益 可概括转换为: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材料相关内容:考虑不同地区差异 可概括转换为:因地制宜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斗争中的妥协与合作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政治稳定和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政治改革中注重借鉴历史经验 可概括转换为:避免重蹈覆辙,推动制度创新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官员问责制度 可概括转换为:强化官员责任意识,提高行政效率材料相关内容:实行均田制 可概括转换为:调整土地分配,促进农业生产材料相关内容:发展官营手工业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掌控重要产业,保障经济安全鼓励商业发展材料相关内容:设立市场管理机构 可概括转换为:重视商品经济,规范市场秩序材料相关内容:实行盐铁专卖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对重要资源的控制,增加财政收入材料相关内容:发行统一货币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经济流通,加强中央对经济的掌控材料相关内容:兴修水利工程 可概括转换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在特定时期有所松动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的灵活性,适应经济变化材料相关内容: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南迁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南方经济开发,改变经济格局材料相关内容:发展民营手工业 可概括转换为: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土地兼并 可概括转换为: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影响社会稳定材料相关内容:设立常平仓 可概括转换为:调节市场供求,稳定物价材料相关内容:发展商业行会 可概括转换为:规范商业行为,保护商人利益材料相关内容:实行茶马互市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边疆贸易,加强民族交流材料相关内容:发展农村集市贸易 可概括转换为:活跃农村经济,满足农民需求材料相关内容:实行租庸调制 可概括转换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经济材料相关内容:两税法的实行 可概括转换为:适应经济发展变化,调整税收制度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依赖某一产业 可概括转换为:存在风险,需多元化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可概括转换为: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材料相关内容:经济政策调整频繁 可概括转换为:适应不同形势,推动经济发展 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 可概括转换为:需要协调发展,缩小差距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受外部因素影响大 可概括转换为:增强抗风险能力,保障经济稳定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 可概括转换为:城市规模扩大,功能完善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注重可持续性 可概括转换为:保护环境,实现长期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商业行会组织壮大 可概括转换为:规范商业行为,促进商业繁荣材料相关内容: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市场化材料相关内容:对外贸易管制放松 可概括转换为:扩大贸易规模,促进经济交流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受科技创新驱动 可概括转换为: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增长点材料相关内容:区域经济合作加强 可概括转换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材料相关内容:消费市场结构升级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产业升级,满足消费需求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提升 可概括转换为: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注重民生改善 可概括转换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稳定材料相关内容:农村经济发展新举措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可概括转换为:采取综合措施,实现协调发展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资源管理,推动循环经济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建立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整体实力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加速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率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注重生态环保 可概括转换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实行经济特区政策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建立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 可概括转换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经济政策的调整材料相关内容: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扶持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和创新发展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注重服务业的发展和提升 可概括转换为: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经济发展注重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和优化 可概括转换为: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材料相关内容: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 可概括转换为:确立主流价值观,影响社会发展材料相关内容: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 可概括转换为:提供另一种治理理念和人生态度 材料相关内容:法家思想强调严刑峻法 可概括转换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法治理念材料相关内容:墨家思想倡导兼爱非攻 可概括转换为:体现人道主义及和平思想材料相关内容:百家争鸣 可概括转换为:思想文化繁荣,推动社会进步材料相关内容:程朱理学的兴起 可概括转换为:强调道德规范,影响社会伦理观念材料相关内容:陆王心学的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注重内心修养,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材料相关内容: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内容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儒家思想传播和传承材料相关内容:兴办学校,推广教育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材料相关内容:文化艺术风格多样 可概括转换为:反映社会多元性和创造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传播媒介创新 可概括转换为: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提高传播速度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人才辈出 可概括转换为:为文化繁荣提供人才支持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产业兴起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教育注重实践 可概括转换为: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精神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传统与现代元素结合 可概括转换为: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消费市场活跃 可概括转换为:反映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审查制度严格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价值观统一,但可能限制创新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教育注重跨学科培养 可概括转换为:培养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与创新 可概括转换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彰显 可概括转换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机遇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合作加强 可概括转换为:引进先进教育理念和资源材料相关内容: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凸显 可概括转换为:发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等作用材料相关内容: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 可概括转换为: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保障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消费的品质追求提升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文化产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材料相关内容: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 可概括转换为:具有现实主义特色材料相关内容:记录历史变迁艺术形式创新 可概括转换为:体现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变化 材料相关内容:重视文化教育普及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文化传承与创新材料相关内容:注重文化传统的传承 可概括转换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教育强调道德培养 可概括转换为:培养良好品德和社会责任感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受政治因素影响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对文化具有引导和制约作用。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受经济因素影响 可概括转换为: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水平材料相关内容:文学艺术具有批判性 可概括转换为: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材料相关内容:实行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的人材料相关内容:注重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和创新模式 可概括转换为: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材料相关内容:建立文化发展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注重文化自信的培养和弘扬 可概括转换为: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注重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材料相关内容:实行文化发展的数字化战略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实行文化发展的国际化战略 可概括转换为: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注重文化创新的社会氛围营造 可概括转换为: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材料相关内容:文化政策的制定注重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可概括转换为:实现文化的全面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文化发展注重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可概括转换为:鼓励文化创新,保护文化成果材料相关内容:都城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中心材料相关内容:州县 可概括转换为:地方政府材料相关内容:卖田宅 可概括转换为:土地兼并材料相关内容:豪民 可概括转换为:土地兼并严重材料相关内容:瓦肆 可概括转换为:娱乐场所材料相关内容:铁路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化交通材料相关内容:酿酒 可概括转换为:手工业材料相关内容:饲猪 可概括转换为:家庭畜牧业材料相关内容:生活 可概括转换为:衣食住行 材料相关内容:选官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阶层流动材料相关内容:科举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阶层流动材料相关内容:海防 可概括转换为:军事材料相关内容:边防 可概括转换为:主权材料相关内容:娱乐 可概括转换为:世俗化材料相关内容:官位 可概括转换为:官员等级材料相关内容:风俗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风气材料相关内容:圣旨 可概括转换为:行政法令材料相关内容:偷运 可概括转换为:走私材料相关内容:娱乐戏曲 可概括转换为:市民文化材料相关内容:依惯例 可概括转换为:无法律依据材料相关内容:思辨 可概括转换为:理性化材料相关内容:救济 可概括转换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材料相关内容:按步骤、体系 可概括转换为:程序化材料相关内容:按流程执行 可概括转换为:程序化材料相关内容:政策变化多+效果好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灵活材料相关内容:政策朝令夕改+效果差 可概括转换为:政策缺乏稳定性材料相关内容:篡位 可概括转换为:政权的不合法性材料相关内容:外来宗教落根 可概括转换为:本土化、世俗化材料相关内容:南方人口增加 可概括转换为:经济重心南移材料相关内容:联姻、使节、赠礼、联盟 可概括转换为:外交手段材料相关内容:管理交易、监管贸易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干预材料相关内容:官方向 xx 行业征税 可概括转换为:xx 行业合法化材料相关内容:朝贡贸易 可概括转换为:和平外交材料相关内容:务本 可概括转换为:小农经济 材料相关内容:奖励耕织 可概括转换为: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材料相关内容:地多人少 可概括转换为:土地开垦潜力大材料相关内容:皇帝崇信佛教 可概括转换为:佛教官方化材料相关内容:皇帝鼓励 可概括转换为:官方支持材料相关内容:民间推崇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基础广泛材料相关内容:国君按才能授予官职 可概括转换为:中央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材料相关内容:相地而衰征 可概括转换为:承认士地私有材料相关内容:赈贷鳏寡孤独 可概括转换为:完善社会保障,缓和矛盾材料相关内容:政府赈荒+下诏鼓励社会账灾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救济与社会救济相结合材料相关内容:沙门不敬王者到依附皇权 可概括转换为:佛教传入本土化、政治化材料相关内容:科举重视射箭、马枪、才貌、言语 可概括转换为:重视人才综合素质培养材料相关内容:取倍称之息 可概括转换为:高利贷材料相关内容:两次、又 可概括转换为:多次材料相关内容:从“禁”到“不禁” 可概括转换为:允许材料相关内容:山泽+禁 可概括转换为:国家控制的山泽材料相关内容:户口 可概括转换为:人口管理材料相关内容:粮价降低 可概括转换为:稳定物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材料相关内容:工艺成熟 可概括转换为:质量提高材料相关内容:炫耀家财 可概括转换为:不良的社会风气材料相关内容:百姓亲附 可概括转换为:赢得民心材料相关内容:明赏罚 可概括转换为:制度化,法律化材料相关内容:颁布...法 可概括转换为:运用法律手段 解决了...问题材料相关内容:豪强加税,农民减税 可概括转换为:削弱豪强的经济实力,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材料相关内容:整肃朝纲,整顿吏治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清明,提高效率/官员素质材料相关内容:颁布 xx 法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法治建设 材料相关内容:由松散到有序 可概括转换为:系统化,成熟定型材料相关内容:制药方法+疾病治疗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材料相关内容:缩小贫富 可概括转换为:公平性材料相关内容:仿中原 可概括转换为:汉化材料相关内容:上下愁离,内外离心 可概括转换为:激化社会矛盾材料相关内容:一步步(步骤)+规范 可概括转换为: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政权及国家事务的正常运转材料相关内容:皇帝决策需要宰相部署 可概括转换为:相互制衡材料相关内容:皇帝崇尚佛数 可概括转换为:统治者需要,佛教流行,官方化材料相关内容:选举太多官员 可概括转换为:容易滋生腐败材料相关内容:整顿冗官 可概括转换为:提髙效率,整顿吏治 ,高素质,减少财政幵支材料相关内容:卖田宅 可概括转换为:土地兼并材料相关内容: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 可概括转换为:航海贸易发达,规模大材料相关内容:茶叶面向市场 可概括转换为:茶叶的商品化程度提高材料相关内容:夜游 可概括转换为:打破了时空限制,放宽管理,市民生活世俗化材料相关内容:晋商/徽商 可概括转换为:区域商人材料相关内容:官员多 可概括转换为:降低官员素质,造成冗官材料相关内容:文书 可概括转换为:行政效率提高,程序化材料相关内容: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可概括转换为:积极性提高,推动科学决策,政治环境宽松,统治者开明,士人精神材料相关内容:官吏“不守名节”“冒法受赃” 可概括转换为:官员道德素质低下材料相关内容:官吏富,平民穷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贫富差距大,社会矛盾激化材料相关内容:出现豪强/豪民 可概括转换为:土地兼并严重,破坏小农经济材料相关内容:日常操行与学习成绩 可概括转换为:综合考评道德与才能材料相关内容:凡列入一二等者,才能升入内舍学习 可概括转换为:量化分级考核机制 材料相关内容:以白银为媒介 可概括转换为:以白银为主要流通货币材料相关内容:徒众剧增 可概括转换为:群众基础好材料相关内容:成为 xx 国的争取对象 可概括转换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赢得民心材料相关内容:都城 可概括转换为:政治中心材料相关内容:体察官吏贤否 可概括转换为:整顿吏治材料相关内容:改善民生/重视民众 可概括转换为:仁政材料相关内容:人口难管理,地方分权,税收不统一 可概括转换为:中央收税困难,地方割据现象材料相关内容:整理驿站 可概括转换为:提高各地信息沟通的效率材料相关内容:贾人几遍天下 可概括转换为:商帮的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地区+商品 可概括转换为:区域分工,生产专业化材料相关内容:纱绢 可概括转换为:纺织业的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水果,蔬菜出口 可概括转换为:农产品(市场化),商品化的程度提高材料相关内容:商业市镇收纳周边个体民户商品 可概括转换为:商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商业活动与周边农村关系紧密材料相关内容:农户不事农耕 可概括转换为:家庭手工业面向市场材料相关内容:朝廷获利 可概括转换为:朝廷与民争利,增加财政收入材料相关内容:朝廷与官府严格控制 可概括转换为:政府垄断材料相关内容:编入州县民籍 可概括转换为:增加了财政收入,维护了小农经济,加强人口管理材料相关内容:工人 可概括转换为:无产阶级材料相关内容:义和团 可概括转换为:农民阶级材料相关内容:理藩院 可概括转换为:少数民族材料相关内容:广州商馆 可概括转换为:闭关锁国材料相关内容:电报邮政 可概括转换为:现代化通讯材料相关内容:士人精神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责任感材料相关内容:各国公使进驻北京 可概括转换为:外交近代化 材料相关内容:西藏、新疆/左宗棠 可概括转换为:陆防材料相关内容:总理衙门 可概括转换为:洋务派/汉人官僚崛起材料相关内容:留学生/新式学堂 可概括转换为:洋务运动材料相关内容:北洋新军 可概括转换为:军事近代化材料相关内容:英国人帮办税务 可概括转换为:关税管理权丧失材料相关内容:设驻防机构 可概括转换为: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材料相关内容:朝贡贸易体系崩溃 可概括转换为:外交转型、传统宗主国外交瓦解材料相关内容:少数服从多数 可概括转换为:民主原则材料相关内容:三年一任 可概括转换为:连任制/任期制材料相关内容:随团走访 可概括转换为:主动学习材料相关内容:同文馆 可概括转换为:新式学堂材料相关内容:顾炎武 可概括转换为:经世致用/实学材料相关内容:武备学堂 可概括转换为: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材料相关内容:炮舰 可概括转换为:先进军事装备材料相关内容:国货潮、实业救国 可概括转换为:群众性帝爱国运动材料相关内容:政闻社 可概括转换为:梁启超/立宪派、革命派论战材料相关内容:书商 可概括转换为:出版业材料相关内容:华商 可概括转换为:民族企业家材料相关内容:近代公司 可概括转换为:民族资本主义材料相关内容:买办阶层 可概括转换为:官僚资本主义材料相关内容:逐利 可概括转换为:商业化材料相关内容:帮办 可概括转换为:官督商办材料相关内容:新水师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化军种材料相关内容:农业学校 可概括转换为:现代化教育材料相关内容:区城贸易 可概括转换为:商帮,国内市场区域性特征明显 材料相关内容:区城分工 可概括转换为:农产品商业化趋势增强材料相关内容:轮船招商局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化漕粮运输。材料相关内容:江南制造局 可概括转换为:国防军事近代化材料相关内容:农业试验场 可概括转换为:农业现代化材料相关内容:清朝不在意贸易保护 可概括转换为: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材料相关内容:经济激励官员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官僚集团经济利益材料相关内容:宰相们在门下省议政 可概括转换为:集体议政材料相关内容:政府收取某物的税 可概括转换为:承认某物合法化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学+神学结合 可概括转换为:君权神授材料相关内容:政治学+道德结合 可概括转换为:道德教化材料相关内容:企业+工资改革 可概括转换为:调动企业活力,提高生产劳动者积极性世界史材料相关内容:东印度公司 可概括转换为: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材料相关内容:玉米、甘薯、土豆 可概括转换为:高产作物传播、物种交流材料相关内容:近代初期欧洲物价上升,金银贬值 可概括转换为:新航路开辟,价格革命材料相关内容:近代强调海洋、造船 可概括转换为:殖民扩张、新航路开辟材料相关内容:股份公司、证券交易 可概括转换为:新航路开辟,商业革命,新的商业经营方式材料相关内容:提高关税、奖励出口限制进口、重视金银 可概括转换为:重商主义、原始积累材料相关内容:强调享受现实生活、关注人价值 可概括转换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材料相关内容:用本民族语言写圣经,反对天主教会干预本国事务 可概括转换为:宗教改革、民族文化、民族国家发展材料相关内容:主权、条约、外交官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外交制度、近代国际法材料相关内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牛顿,实验,计算验证结果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自然科学材料相关内容:民族语言、民族文字、民族英雄、象征、民族文化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意识 材料相关内容:司法、行政等诸多权力分开又交叉 可概括转换为:权力制衡,启蒙运动(好的结果则为权力制衡、维护民主,减少腐败;坏的结果则为降低效率,民主缺陷)材料相关内容:保护财产、生命、自由 可概括转换为:天赋人权,启蒙运动材料相关内容:强调个人独立、思考 可概括转换为:理性主义,理性精神,启蒙运动材料相关内容:拉美澳洲等地出现黑人、混血人口、说欧洲语言 可概括转换为:殖民扩张的影响,近代移民、人口流动,人口结构改变、文化的交融材料相关内容:(不分古今中外)人口大范围流动 可概括转换为:传播 xx文化,多元文化交流融合,民族、种族交融,矛盾冲突(好的叫交流融合,坏的就是矛盾冲突)材料相关内容:限制印第安人、黑人权力 可概括转换为:种族歧视,违背天赋人权,民主制度缺陷材料相关内容:法律、制度有利于资产阶级(有产者) 可概括转换为:本质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材料相关内容:法律制度有利于普通阶级 可概括转换为: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本质上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材料相关内容:近代以来亚、非、拉地区对列强反抗斗争 可概括转换为:民族意识觉醒,反殖民斗争材料相关内容:列强的制度、技术传播到被侵略地区 可概括转换为:客观上有利于进步、客观上刺激了xx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放松政府干预、强化市场作用、个人自由 可概括转换为:自由主义材料相关内容:汽船、火车、铁路、工厂、机器、自由资本主义 可概括转换为:工业革命材料相关内容:电、内燃机、飞机、汽车、电灯、咖馆、垄断组织 可概括转换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材料相关内容:咖啡馆、霓虹灯、电灯、夜生活、足球运动 可概括转换为:工业革命丰富了日常生活、城市化进程加快材料相关内容:考勤制度、夜班 可概括转换为:工作制度变化,劳动时间延长材料相关内容:政党+选举+议会 可概括转换为: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近代政党政治材料相关内容:列宁+妥协+赎买+资本家+暂时的退却+市场商品 可概括转换为:新经济政策材料相关内容:(二战后)政府加大支出、国企、福利 可概括转换为: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材料相关内容:(19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好 可概括转换为:国家干预过度、滞胀材料相关内容:(1980年代)政府给企业减税减少福利支出 可概括转换为:减少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 材料相关内容:二战后至1991+美国+自由秩序+针对苏联 可概括转换为:冷战色彩意识形态色彩,服务于冷战材料相关内容:1991至今+美国+针对中国+坏事 可概括转换为:意识形态色彩,霸权主义,冷战思维材料相关内容:一战以来至今+情感消极+手法怪异、画面支离破碎,奇奇怪怪 可概括转换为:现代主义材料相关内容:互联网计算机+航天+核能 可概括转换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生产力进步材料相关内容:金融、保险、餐饮、快递 可概括转换为:服务业、第三产业材料相关内容:白领、企业中管、公务员 可概括转换为:中间阶层材料相关内容:出口精密仪器 可概括转换为:工业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发达材料相关内容:出口木材、矿藏、能源 可概括转换为:经济不发达,全球分工处于产业下游,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国际贸易处于不利地位材料相关内容:90年代至今全球联系加强 可概括转换为:经济全球化材料相关内容:第三世界国家合作+金砖国家+20 国集团+提出一些新的倡议 可概括转换为:世界多极化趋势、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民主化、改善全球治理体系材料相关内容:单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强调发达国家获利占优 可概括转换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合理,需要改革国际政治经秩序材料相关内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公民参与政治,体现民主精神材料相关内容:罗马法的完善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社会秩序,对后世法律产生深远影响材料相关内容: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 可概括转换为:确立等级秩序,影响社会发展材料相关内容: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 可概括转换为:强调人文主义,影响政治观念材料相关内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改革 可概括转换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材料相关内容:近代政治体制国际联盟的建立与作用 可概括转换为:尝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材料相关内容:欧洲一体化进程 可概括转换为:加强区域合作,推动政治、经济融合材料相关内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挑战单极霸权材料相关内容: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可概括转换为:争取民族独立,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制衡 可概括转换为: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维护国际秩序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外交手段 可概括转换为: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材料相关内容:恐怖主义问题 可概括转换为:威胁世界安全,需要国际合作材料相关内容:应对国际政治中的环境问题与合作 可概括转换为:共同应对环境挑战,推动可持续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地区合作组织作用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影响力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难民问题解决途径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国际人道主义和稳定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海洋权益争端解决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海洋和平与合作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太空领域合作与竞争 可概括转换为:推动太空探索和利用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和谐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反恐合作机制 可概括转换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核不扩散机制作用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全球核安全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国际刑事法庭作用 可概括转换为:追究国际犯罪责任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国际仲裁机制运用 可概括转换为:解决国际争端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国际维和行动意义 可概括转换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材料相关内容: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教育合作 可概括转换为:促进全球教育发展材料相关内容:弱肉强食 可概括转换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材料相关内容:选择海洋作为扩展的通道 可概括转换为:海洋殖民扩张材料相关内容:后天获得的经验是认识的源泉 可概括转换为:经验主义材料相关内容:人民是最终的主权归属 可概括转换为:人民主权材料相关内容:大机器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 可概括转换为:未能完全实现工业化
高中历史
石仲泉: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6
摘要: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回到上海,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高度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经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遭遇后,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履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此次会议致使毛泽东处境更加困难,也对周毛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运用,取得了比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更大的胜利,既使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其个人在中央苏区的业绩达到辉煌。关键词:周恩来;中央苏区;古田会议;宁都会议;毛泽东;第四次反“围剿”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召开的一次、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争论,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加以讨论和解决。由于白色恐怖环境,此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会见中共几位领导人,正确说明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对会议给予重要指导。会议对上述重大问题统一了正确认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组织报告,指出,党要把争取群众作为工作的中心点,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组织,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革命党。在军事报告中,周恩来强调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发展,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发展红军的阶级基础。他讲的这几个问题,对于回国后指导国内党和红军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制定《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及其到达中央苏区进行的艰辛斗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中共六大以后的周恩来为研究对象,揭示周恩来与《古田会议决议》形成及其在中央苏区的艰辛历程,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5周年、深入推进周恩来研究和宣传提供一些助益。一、周恩来是古田会议的重要推手,中央“九月来信”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指导文件由于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主席是共产国际推荐的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其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难以胜任此职,周恩来于1928年11月回到上海后,实际上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既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又主管军事工作。周恩来尤其关注朱毛红军的状况,获悉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闽西赣南,甚为焦念。此后,他代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连续写了三封信,对红四军的内部争论、朱毛关系及制定《古田会议决议》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中央“二月来信”的“分兵”建议加剧了红四军内部分歧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形势继续处于低潮。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调朱德、毛泽东去苏联学习。中共中央接受这一建议,由周恩来于1929年2月7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起草了指示信,史称中央“二月来信”。彼时,红四军刚下井冈山不久,被敌军追击,在寻乌圳下遭遇失败。原在井冈山主张“分兵”的同志再次将此问题提出,认为人多目标大,给养和宿营困难,要求前委讨论“分兵”。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未予研究讨论。4月,红四军接到中央“二月来信”后,原先提出“分兵”意见的同志认为“分兵”符合中央精神。加之中央派来的刘安恭被前委任命为临时军委书记后,照搬苏联红军做法,推行首长负责制,削弱了军队中党的领导作用。他还利用传达中央“二月来信”之机搬弄是非,制造领导人间的对立。林彪又在此时“选边站队”,向直接提拔他的朱德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对开始表面化的毛、朱间的不同意见之争起了火上浇油作用。红四军前委接连召开三次前委扩大会议,助长了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加剧了党内矛盾。毛泽东离开部队到地方休养,6月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未能解决党内争论,陈毅取代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加剧了队伍的涣散状态。随后,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9月在上杭匆忙召开的红四军八大,无人作报告和总结,与会者七嘴八舌,会议毫无结果。大家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中心。朱德表示: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在大家的坚决要求下,毛泽东乘担架从永定赶回上杭。红四军七大和八大两个会虽未开好,但也有一“功”——广大干部明显感觉到,红四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这促进了许多干部的思想转变,为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作了一定准备。(二)中央“八月来信”肯定红四军前委工作,同意不再组织军委,对红军建设的若干原则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收到陈毅撰写的关于红四军党内争论和七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以及七大决议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认为红四军七大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并于8月21日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八月来信”。该信充分肯定红四军的发展状况,赞扬朱、毛红军对全国的政治影响很大,“能保全这部分实力而更扩大之,便是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保全与扩大”。在肯定红四军七大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的缺点,指出:红四军七大在敌人“会剿”的严重形势下,没有“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决议案无一语引导全体同志向着敌人争斗”,而将主要精神“解决党内纠纷”,这是不好的;刘安恭的发言,“润之、玉阶同志”的答辩,都“看出你们整个的精神是正用在对内”,应扭转这种倾向。该信强调红军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武装农民是扩大红军的前提,必须坚决执行这一路线;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政治部工作和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其作用决不减于战斗兵”;“党管一切”的口号在文字的涵义和群众的了解上都不正确,对群众宣传不甚切合,会引起不正确的解释和认识;在目前游击状况下,前委和军委无须采取两重组织制,应合在一起,无须再组织军委;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但并非不要“党内民主化”,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书记“要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7页。】中央“八月来信”的意见与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是一致的,且纠正了毛泽东的一些不准确说法,有些观点比毛泽东讲得更明确、更周全。但是该信未能在红四军八大召开前收到,使红四军八大走了弯路,造成红四军历史上的一段曲折。(三)中央“九月来信”对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具有指导意义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陈毅报告。政治局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红四军问题,并代表中央提出比中央“八月来信”更加全面的指导性意见。三人委员会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召集。他阅读了陈毅的报告,对红四军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对红四军七大及朱毛分歧争论的由来也更为清楚。他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指出:这些经验很宝贵,许多经验在中国是“别开生面”的,这是红四军的创造。照这些经验去做,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就是红四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对全中国都有影响。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对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共识。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起草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八月来信”为基础,并根据周恩来等多次谈话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反对极端民主化等精神进行起草。周恩来对起草稿进行仔细审阅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这就是中央“九月来信”。该信论及九个问题,主要内容和观点是:——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征。该信认为导致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军阀混战将继续发展。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存在,并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论断,对于提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起了奠基作用。——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该信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队伍;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个规定既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也较井冈山时期规定的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的三大任务有了发展。——关于红军的分兵与集中。该信认为这只是某一时期工作方式的便利问题,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这就否定了主张分兵的观点。——关于红军的群众工作。该信特别强调了调查工作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这两条意见对于后来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基本点的形成,起了奠定根基的作用。——关于红军的自身建设。该信认为必须依靠和发动群众来扩大红军,对参加红军的农民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在组织系统上,红军目前仍可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来号召;党代表制度应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任,但不可再兼政治部主任;红军要严格军事训练,加强战斗力;要加强纪律与处罚,坚决废除肉刑。这成为红军建设的一个基本原则。——关于红军中党的领导。该信提出党的组织系统可保持现状,前委下面可不成立军委;“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关于反对极端民主化。该信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不能用反对“家长制”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如此做“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关于朱德、毛泽东的争论。该信对朱、毛两人“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工作方法“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作了批评,肯定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挽回过去争论造成的损害,前委应该:(一)加强前委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斗争;(二)在帮助纠正朱、毛两人的缺点后,要恢复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三)朱、毛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传达,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91—105页。】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非常重要。周恩来还特别嘱托陈毅,一定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表明了态度,不仅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各根据地红军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四)《古田会议决议》是对中央“九月来信”的继承和升华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开幕,与会代表有120余人。首先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等文件,随后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各个报告,对党和红军建设的各种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次日,大会选举前委领导成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充分调查研究及各项具体准备工作,红四军九大开得十分成功。它不仅是红四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古田会议决议》既吸收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又根据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作了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丰富和具体化了许多重要内容。它对于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对于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质;对于红军的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对于红军的宣传工作;对于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等,都在理论上作了重要阐发,并有许多深刻的论述。古田会议在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地位,有如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会议一是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二是初步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许多重大问题。它确立的建军原则,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经中共中央推广,在各地红军也都贯彻了,从而使整个红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军原则基础之上,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建设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它强调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理论的原生形态,对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迄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古田会议决议》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指导,但其历史地位又远高于中央“九月来信”。它实现了由革命建军到政治建军、由政治建党到思想建党的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伟大纲领。二、打赣州之失和打漳州之得,使周毛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9月底,周恩来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农村中心论”思想。他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4页。】他在强调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首次提出建立苏区中央局,并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10月,中央政治局多次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派项英先去。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在项英未到前,苏区中央局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一)在王明路线使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后,周恩来于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就职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使党的白区工作和苏区建设逐步走上正常轨道。但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的支持下,王明、博古利用共产国际将李立三“左”倾冒险看作“路线错误”的新批评,认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王明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旗号下推行更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对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安排上,因王明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共产国际对瞿秋白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表现早有不满,米夫决定“去瞿留周”。米夫挖苦地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旦(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对于这种屈辱,周恩来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精神承受了。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不赞同将所有执行“立三路线”的人说成是“立三派”。他指出:党现在正处在困难时期,要加紧地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因为站在派别观念上来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允许的。”【《周恩来传》(一),第254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周恩来被留用,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实际工作能力,复杂繁重的事务处理离不开他。他继续任中央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负责苏区事务。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对红军和苏区工作的指导方面,对中央苏区、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发出许多重要指示。但因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先后叛变,上海中央领导机关的处境变得异常险恶,周恩来等很难在上海工作乃至存身。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9月下旬,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0月中旬,王明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他走其领导特科时一手安排的秘密交通线,经汕头到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闽西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这里,他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来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亲切相见,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前往就任苏区中央局职务时,苏区形势一片大好。经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范围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人在宁都起义,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空前地增强了红军力量。此时,中央苏区跨有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范围,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245万以上;主力红军有红一、三、五等3个军团。这种局面是过去没有过的,这是主流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苏区已将肃反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周恩来到达闽西时就看到苏区不少地方在抓所谓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出现了肃反严重扩大化局面。如此,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成为他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第一要务。1932年1月上旬,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举报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过去对于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1932年1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361页。】此次会议后,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制止。(二)攻打赣州之挫和攻取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诚服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相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但通过组织系统,他们都了解彼此的活动信息和思想倾向。自此以后相当长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的活动。周恩来此时到中央苏区履职,两人才开始面对面地直接共事。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全面工作,重点放在军事工作领导上,即是毛泽东的领导上司。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通过战争学习战争,不仅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且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重大胜利。对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如何把握战争时机,哪种情况能打,哪种情况不能打,毛泽东已经把握精准、游刃有余。周恩来尽管有卓越军事才干,但因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具体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又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作军事决策。他来到苏区后最初拍板的两次战争,即攻打赣州和漳州的一挫一捷,对两人的关系有重大影响。1932年1月上旬,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中央苏区红军攻打南昌、吉安、赣州等城市,将分散的苏区连成片。周恩来在理论认识上已经转为“农村中心论”,但临时中央仍持“城市中心论”。对于这个决议,毛泽东是不赞同的。周恩来征求意见,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攻打南昌等城市的条件。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认为赣州城墙坚固,被称为“铁赣州”,易守难攻。此前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虽然现在赣州守军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这次,周恩来站在了多数人一边,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下令攻打赣州。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1.4万红军攻打赣州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3000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此次失败,尽管临时中央没有批评周恩来(因为是执行其强攻指令),但红军兵力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他不能不深感内疚。1932年3月上旬,红军从赣州撤围至赣县江口地区。周恩来从瑞金赶赴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兵分两路向北发展;毛泽东、朱德率红一、五军团为中路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16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彭德怀的西路军在湘赣边扩军40个营,初步稳定中央苏区的南部区域。毛泽东在进军途中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州泉州。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龙岩、漳州进军。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月10日红军攻下龙岩,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红军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即便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此次漳州之役,将赣南、闽西连片区域扩大了。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之捷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决断诚服了。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军事指导方针的对立和冲突中,历来注重组织观念的周恩来不能不执行临时中央指令,没有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毛泽东遭受更严重打击时,他则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照和维护。三、宁都会议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对周毛关系的影响宁都会议既是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影响周毛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有多重矛盾关系需要处理、调整和解决,周恩来成为多重矛盾的聚焦点。他既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要求,又要从战争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调整意见。临时中央坚决要将毛泽东从前方撤回,周恩来既要批评毛泽东的缺点,又要力争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工作以利战争。他是两头维护,又是两头不讨好。此次会议既对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后来的周毛关系有重要影响。(一)宁都会议主要是前方作战领导的实事求是路线与以后方中央局为代表执行的“左”倾路线直接冲突的结果1932年5月初,毛泽东对江口会议后东、西两路成功的军事行动向苏区中央局及临时中央写报告,说明了目前红军的有利形势。报告提出:“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的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令毛泽东、周恩来始料未及的是,临时中央对红军这一成功的积极行动非但未予肯定,反而认为它不符合中央的“进攻路线”,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认为“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第242、243页。】战争形势转瞬即变。1932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第一阶段,即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军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猛烈进攻。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要同前来进攻赣南苏区的粤军打防御战。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7月下旬,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理顺前方作战指挥体制,使其更为便利起见,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红军总政治委员为妥,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临时中央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由周恩来任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又写信陈述:如果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在周恩来坚持下,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8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抵达兴国县城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局会议。此时前方四人对于军事行动的看法基本一致,与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发生意见分歧。为统一前后方领导认识,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后方的任、项、顾、邓等赶来与会。对于红军行动方向,后方中央局成员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地强调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在赣江上游西渡赣江支流的章水与蒋军作战。前方领导人认为,该处敌军密布,不宜出击,主张在赣江东打击弱敌。毛泽东极力反对西渡赣江,认为现在赣江以西赣州吉安一线驻有国民党七八个师,红军不能贸然去打。赣江以东地区仅有敌一个师,且为杂牌军,力量较弱,可以集中红军主力北上乐安、宜黄,去消灭那里的弱敌。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的路线。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地区北上,先消灭乐安、宜黄的敌军,再西渡赣江,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牵制国民党军,直接支援鄂豫皖、湘鄂西的反“围剿”战争。会议还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的最高军事会议,其他同志为成员。周恩来随军行动,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部向西佯动,主力隐蔽地急行北进,连续行军一周,于8月中旬投入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这一仗出敌不意,速战速决,一星期连克三城(拿下乐安、宜黄后,占领南丰),俘敌5000多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尽管红一方面军打了大胜仗,但前后方领导的矛盾却加剧了。按原定计划,红军应攻取南城。周恩来发现南城守敌有3个师,工事坚固,地形于我不利,且敌方还在调兵增援。据此,红军主动撤至苏区休整,另寻战机。周恩来致电后方中央局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周恩来复电后方中央局,不同意他们的行动方针。9月下旬,前方领导进一步向后方领导陈述意见,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在现在不利于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在南丰至乐安一带活动,“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集中兵力去作战。”【《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0、231、232页。】如此,前方领导成员同后方领导成员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迅速激化,形成鲜明对立。这是宁都会议召开的一个直接背景。(二)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由于前后双方对军事行动方针都坚持己见,分歧日益加剧;加之前方领导成员间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也不尽一致,周恩来感到难于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愈益突出。他在9月24日、25日给中央局的电文中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932年9月24日)、《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932年9月25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7、190页。】1932年10月3日至8日间,宁都会议在赣南苏区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与会者除前后方领导8人外,还有由周恩来提出到前方来作助手的刘伯承。尽管前方领导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军事行动方针很有意见,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制定反对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计划。如此,后方中央局领导贯彻临时中央“进攻路线”的观点在会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之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讨论了在苏区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白区工作等问题。会议批评前方领导“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对他此前的战略战术横加批评。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诱敌深入”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其在赣县江口会议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其对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急于进攻中心城市提出的批评,被指责为“否认过去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会议还把前方领导对红一方面军发布的军事训令说成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如此,按照后方中央局领导的说法,宁都会议展开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和平迁就的状态”。【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宁都会议对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也有巨大分歧。周恩来接受了后方中央局领导拿出临时中央指示当“令箭”的批评,但对毛泽东的工作安排进行了坚决抗争。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还提出毛泽东留在前方的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后方中央局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提议。毛泽东本人也因未能取得中央局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的第一个方案,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并批准他“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尽管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妥协,但会后中央局仍对他很有意见,电告临时中央,说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他们还指责周恩来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错误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说这是“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在宁都会议召开之际,上海临时中央也在讨论苏区中央局前后方领导的争论。博古在临时中央常委会上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电告苏区中央局,传达中央指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5—236、238页;《周恩来传》(一),第282、283页;《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01页。】如此,宁都会议从头至尾成为贯彻落实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会议。后方中央局领导一开始传达临时中央指示就抢站了先机,前方领导自始就处于不利地位,这也确定了宁都会议的基本结局。10月12日,中革军委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尽管周恩来仍在争取将毛泽东留在前方,在发布战役计划时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在14日签发的作战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但10月26日临时中央仍宣布,以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35—236、238页。】毛泽东离开前方时,周恩来前往毛泽东的住处送别。毛泽东向他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此后,毛泽东回后方长汀休养。(三)宁都会议对周毛关系的多维影响此次宁都会议,对党的历史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消极的。尽管它对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遵义会议前湘江战役的严重挫折,产生了长远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关系产生了终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表现为隐性的,在不少的时候则表现为显性的。由于两人都是党的领袖级人物,它对两人的性格乃至心理造成的变化,加上两人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差异,就不能不反映到党的决策上来,影响党的历史发展。后续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呈现的曲折,都有宁都会议的背景或者阴影。这个历史过节,使周恩来不时自责,乃至压力沉重。第一,宁都会议是周恩来提议召开的,但造成毛泽东第三“落”的结局是周恩来始料未及的。毛泽东一生确有“三落三起”。他的第一“落”是在上井冈山后,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将上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错误批评毛泽东是“右倾逃跑”和“枪杆子主义”并免去其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以为是“开除党籍”,便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作为党外人士,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这一“落”时间短暂,4月朱毛会师前就纠正了。第二“落”是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的极端民主化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由于周恩来主持审定发出的中央“九月来信”要求召开古田会议,纠正了这一错误,这一“落”时间达半年。此次宁都会议成了毛泽东的第三“落”。这是一“大落”直至遵义会议才“大起”,时间为2年零3个月。周恩来提议召开宁都会议,有如前述,是希望理顺前方领导关系。9月24日在给中央局的电报中,周恩来反映前方领导开会的状况时说:“前方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但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样一来,已定的方案与原则又改变了,又须另在一种标准下进行,以致许多行动并非在一致的路线下执行的,且行动定了、做了,又人各一见,各异其解释”。“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动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定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186—187页。】这份电文将前方领导成员间不那么和谐的情况讲述得很具体,这不能不影响会议的结局,也不能不影响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共事关系。第二,宁都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他本想说服后方中央局放弃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未曾想后方中央局对前方领导特别是对毛泽东作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使毛泽东的处境更加困难。周恩来提议召开宁都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理顺前方领导体制,便于指挥作战;二是请后方中央局成员到前方了解作战实际情况,说服他们放弃“进攻路线”等不符合当前实际的要求,同意前方领导根据战争形势制定的军事行动方针。会议的召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后方中央局利用组织优势高举高打,动辄“要尊重党领导机关”,服从中央决定,使前方领导十分被动,无法申辩。“后方的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临时中央声称攻打赣州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还指责“漳州战役的胜利”,“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并将毛泽东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所有决策,都“归结到一点是对‘进攻路线’的‘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任弼时传(修订本)》,第301页。】如此,宁都会议非但未说服后方中央局放弃“进攻路线”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在毛泽东被迫离开前方红军总部后,对于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而言,等同于搬掉了推行“左”倾路线的一大障碍,因而具有“得胜回朝”意义!中央苏区有三个会议对毛泽东打击最大: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的赣南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贯彻临时中央指示,批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狭隘经验论”;批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为“富农路线”;批评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等。如此,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虽然他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职),但根据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他就被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了!二是此次宁都会议,毛泽东被解除已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离开前方红军总部,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这个打击比赣南会议的打击更大。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八个月前的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却坚持认为那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对毛泽东的意见置之不理。三是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虽然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随后召开的二苏大上,其人民委员会主席(实职)一职却由张闻天担任,他就成了空头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虚职)。这些打击对毛泽东而言是坏事又是“好事”。说是坏事,毛泽东在后来讲过:“左”倾路线领导人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我们反对那一套“左”的政策,可是我们被孤立。“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外宾的谈话。】说是“好事”,毛泽东在逆境中读了些马列的书。他说:“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就宁都会议本身,无论对党、对毛泽东而言,都是坏事。所谓“好事”,是毛泽东运用辩证法转化的结果。第三,宁都会议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种“负罪感”。宁都会议对周恩来而言,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这使他深深自责。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仍然很尊重,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不同意由张闻天取代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但被博古拒绝了。在遵义会议上,他所以力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重新领导红军,也是要弥补宁都会议之过。在鸡鸣三省实现“博洛交权”让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之前,他去做博古的思想工作,就提及: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他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从红军长征开始,周恩来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周恩来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周恩来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力主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正是由于周恩来无可替代的力荐,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共识,毛泽东才在遵义会议上“大起”,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此后多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和谐顺达的。即使在遵义会议上确定周恩来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在“鸡鸣三省会议”上明确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以其为团长,以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周恩来在作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长征到达毛儿盖,周恩来病倒后改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他痊愈后仍坚持让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自己做副手协助毛泽东。只是到抗战初期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武汉长江局的工作方面,周恩来又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整风检查时,周恩来对宁都会议以来的错误作了深刻检查,特别是对宁都会议自我批评严厉。这以后,两人的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和顺的。在上世纪50年代,两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又产生分歧。1956年,周恩来站在中央领导成员大多数一边力主反冒进,对毛泽东在冒进的基建预算基础上提出再追加20个亿基建投资竭力劝阻。他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泽东非常生气。不久,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周恩来传》(三),第1109页。】在周恩来等对反冒进的坚持下,1956年的经济发展平稳健康。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右派分子却借“反冒进”来反对党的领导。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始,毛泽东不断就此说事,开展反“反冒进”斗争,并说这是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周恩来多次检讨过不了关,内心非常痛苦。他一方面不认为反冒进有什么错误,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为准备在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检讨发言,他难于下笔。他的秘书在他口授的稿上润色时加了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严厉批评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周恩来传》(三),第1259、1260页。】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宁都会议这个历史过节。在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五六月间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长篇报告,其中就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周恩来传》(四),第1809页。】。他将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受到严重打击看成是罪过,因而不时有一种“负罪感”。四、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周恩来虽然长期从事党的军事工作,但直接在前线作为第一把手领导和指挥作战,除南昌起义外,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指挥此次战争对他极为重要。第一,此前的三次反“围剿”战争,其规模相对较小。此次国民党军集中了40万之众,决心置中央红军于死地,荡平中央苏区。战争胜负关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存亡。第二,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是毛泽东作为第一把手指挥的,都打胜了。这一次由他担此重任,若不打胜,在党内和军内难以立足。第三,这是在宁都会议之后立即进行的。在宁都会议上,他也批评了毛泽东在以前战役中的一些“错误”,尽管他希望毛泽东留在前方一起作战,但未能如愿。这一仗若不能取胜,既无法向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交代,也无颜面对毛泽东。第四,尽管他领导的南昌起义意义重大,但南下广东的指导思想不对,起义也以兵败汤坑、领导人流亡香港而告终。此后,他一直在上海中央参与核心领导,而工作重点又在军事方面,长期关注并指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前述的赣州之失和漳州之捷教训深刻。这一次反“围剿”战争是他独自展示军事才能、雪耻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难得机会。因此,此次战争对他而言,也只能胜不能败。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守在前线,运筹帷幄,兢兢业业,事无巨细都不敢有丝毫疏忽。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运用,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最后取得了以比前三次反“围剿”战争更大的胜利。(一)两个前哨战的胜利初试“牛刀”在宁都会议召开之际,国民党当局正将军事“围剿”的重点向中央苏区转移,陆续集中2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进行包围。宁都会议甫一结束,周恩来、朱德就赶赴前线,进行反“围剿”作战部署,先后打了两个前哨战。1.建(宁)、黎(川)、泰(宁)战役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时有5万人左右,敌军数倍于我,红军要以少胜多,必须找准突破口。根据敌军兵力分布,周恩来、朱德发现北线比较空虚,决定集中向敌之薄弱地区的闽赣边境建宁、黎川、泰宁一带发动进攻。10月14日,即宁都会议后6天,周恩来、朱德在广昌下达“建、黎、泰战役计划”。具体部署是:以红22军(军长罗炳辉)为右纵队,负责消灭泰宁地区之敌;以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为中央纵队,负责消灭建宁地区之敌;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左纵队,负责消灭黎川地区之敌;以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战役预备队,随时支援红一军团和红22军,消灭建、泰之敌。建、黎、泰战役进展非常顺利。10月16日,红军发起进攻。18日,红一军团占领建宁,红三军团占领黎川。红22军于19日占领泰宁,22日占领邵武,24日占领光泽。红军在9天内连克闽西北和赣东的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5座县城,歼敌1个多团,击溃2个团,扩大苏区数百里,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拓开了赣东和闽西北的赤化局面。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在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攻占过此处。从那时起,建、黎、泰三县就成了一个小苏区。红军一面安定秩序、征集资材,作进行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一面积极建立各级党政机构,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此次周恩来、朱德率红军主力东征,在占领建宁、黎川、泰宁后,先后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设在这三个县城指挥战争,并在建宁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建黎泰根据地的开辟,为后来的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2.金(溪)、资(溪)战役的胜利。在建、黎、泰战役后不久,红一方面军于11月中旬乘胜发起金溪、资溪战役。红一、三军团和红22军分别由黎川、邵武、光泽地区出发北进。红五军团以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建、邵间交通,另一部进至资溪桥一带,对南丰、南城之敌进行警戒。11月17日,红一军团击溃敌军,占领资溪县城。19日,红军歼敌一部,攻占金溪县城。21日至22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在南城东北之渭水桥附近截击进攻金溪之敌,歼灭敌军1个团,迫使援敌退回南城县城附近。国民党军为改变被动局面,从赣江流域调来3个师增援。红军利用敌军调整部署之机进行整顿和训练,迎接新的大战到来。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赣粤闽边“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大规模“进剿”计划,兵分三路:左路军为蔡廷锴在福建的第十九路军6个师1个旅;右路军为余汉谋在广东的粤军6个师1个旅;中路军为陈诚的中央军12个师。国民党中央军是“进剿”苏区的主力,兵力达16万之众,采取“分进合击”方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黎川地区。红军参战部队5万多人,双方兵力悬殊。红军总部决定,乘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进攻部署之际,主动打到外线去。1933年元旦,红军在黎川县城举行了自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誓师典礼,周恩来作誓师动员讲话。随后,红军主力移师北上袭击敌人,以打破敌之“进剿”计划。1933年初,红军发现前出至南城县东北黄狮渡地区的敌军只有3个团,兵力较为薄弱,驻军位置离后方较远、孤单靠前,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向敌发动攻击。1月5日,红军占领黄狮渡,歼灭敌军1个旅,俘敌旅长和官兵1000多名,再占金溪县城。黄狮渡位于金溪、南城、资溪三县公路交界处,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在当时也是红军和白军控制区域的交界线。黄狮渡大捷,红军控制扼守这一军事要地,有利于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红军攻克金溪和黄狮渡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也威胁着抚州守军的安全。敌军重新调配兵力,从1933年1月6日始,集中14个团分别向金溪和黄狮渡发起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浒湾地区。1月8日,红一、三军团在金溪县城北门外誓师,朱德、彭德怀作战前动员,随后部队分数路纵队出发,与敌军在公路两侧发生遭遇。敌军出动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轰炸。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首长亲临阵地指挥战斗,打退敌军多次进攻,逼使敌军放弃阵地,向浒湾方向撤退。红军战斗部队乘胜分数路对敌围歼,敌军全线溃退。此役,红军击溃敌3个师,全歼1个旅又1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遂告结束。(二)第四次反“围剿”全面展开后前方与后方对攻打南丰的战略方针分歧与周恩来撤围南丰的高明决策红军取得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的胜利,令国民党中央政府深为震惊。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抵南昌,重新部署“围剿”计划。他决定亲任“剿匪”总司令,以陈济棠为副总司令,重新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研究“围剿”方针,进一步集重兵对中央红军实施“分进合击”。如此,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全面展开。战争伊始,中央红军方面又发生了宁都会议前的类似争论。前方与后方对攻打南丰的战略方针有严重分歧。红军主力结束金、资战役后,本拟乘胜北上贵溪,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10军密切配合,在运动中歼灭敌军部署在抚河、赣江流域的有生力量。1933年1月下旬,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并急转临时中央等,指出:在敌人即将大举进攻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争生死关键”【《集中力量消灭抚赣敌人是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关键》(1933年1月23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236页。】。但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反对这一方针。他们一怕作战地区远离根据地,于红军不利,二怕敌军若大举进攻中央苏区腹地,苏区无法抵御,因而对前方领导的作战部署十分不满。他们指出: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不要拖延,要求红军以所有主力首先攻取南城、广昌等县城,然后再攻取南丰。南丰位于抚州地区南部,东靠黎川、建宁,南接广昌,西毗宁都、宜黄,北邻南城,国民党当局将其视为进攻中央苏区的核心基地,驻有兵力2万余人防守。县城在盱江西岸,城外筑有坚固工事,红军在盱江东,过江进攻坚城相当艰难。周恩来、朱德数电后方苏区中央局和已迁到瑞金的临时中央,不同意红军贸然过河攻城。他们认为,“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并指出目前攻城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在东岸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转移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1933年1月—3月),《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1、62页。】但是,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拒绝周恩来等一再陈述的意见,“指令红军先攻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苏区中央局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电报》(1933年2月4日),《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246页。】面对后方中央局和临时中央下达的主观专断的命令,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一方面不能不遵照执行,作出进攻南丰的军事部署;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个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他们还提出:“请中央局派邦宪、闻天两同志代表来前方一行,一方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一方更可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对执行中央局强攻南丰命令的部署》(1933年2月7日)、《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1933年2月7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251、255页。】然而,后方中央对前方的意见执意不理。周恩来、朱德只得在2月9日率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在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但是敌军凭借坚固工事守城待援。主攻西门的红三军团和主攻北门的红五军团激战一昼夜,摧毁城外碉堡不及一半,但攻城部队已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伤亡不小,红三军团已牺牲1名师长和2名团长。此时,敌人援军也已出动,三路分进,企图将攻城红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之。眼见攻城红军遭受内外夹击危险,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不待请示后方中央,改变原有部署,于2月13日命令攻城红军撤围,留下少量部队进行佯攻,一部兵力伪装主力向黎川方向转移,而将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已是苏区的东韶、洛口等地隐蔽休整,待机歼敌。南丰撤围,声东击西、避开敌人进攻锋芒的决策,是决定此次战争胜败的关键性一招。这也是周恩来在指挥此次战争中的一招高棋。(三)指挥第四次反“围剿”的主体战:黄陂大捷和东陂大捷红军的行动,开始调动敌人。国民党中央军主将陈诚令驻金溪和南城之部队跟随伪装成主力的红军东进,并令驻乐安之军两个师开往宜黄南部的黄陂,同那里的敌军会合,对东进红军从南面进行围堵,配合敌军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主体战就此全面展开。1.黄陂之战。黄陂位于宜黄县南,距县城70里,是崇仁、乐安、宁都三县的交汇点。1933年2月26日,国民党军驻乐安之敌两个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一师沿摩罗嶂大山南麓,经登仙桥等处向黄陂前进;另一师沿摩罗嶂大山北麓至黄陂。敌两师的行军为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困难,无法照应。且他们与尾随红军东进之敌相距较远,行动孤立,便于红军围歼。周恩来、朱德迅速抓住这一战机,命令红军主力冒着连日阴雨,星夜秘密北上,翻过连绵山峦,隐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带敌军必经的登仙桥以东山区。主要战场地跨乐、宜两县,群山环绕,峰峦层迭,森林茂密,谷狭路隘,是红军大兵团伏击的理想之地。敌军受红军佯动迷惑,以为红军主力远在南丰、黎川地区,行动迟缓,对隐蔽于其行道一侧之红军亳无察觉。中央红军指挥部靠近黄陂圩,周恩来、朱德坐镇指挥。27日下午,敌军进入伏击圈后,先是红军左翼红一军团等部发起猛攻,傍晚,红三军团主力赶到。经一天激战,红军全歼敌1个师和1个旅;被俘的敌师长因伤势过重而毙命。几乎与此同时,红军右翼先头部队红22军一部也对另一敌师发起攻击,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28日上午,红军右翼部队向右路敌师发动全线进攻,敌纷纷溃退;傍晚,正面之敌被歼。在前来助战的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配合下,红军于3月1日上午将四处逃窜之敌军大部歼灭,从山庙中抓获敌师长。地跨两县的黄陂战役至此结束。黄陂战役歼灭敌军近2个师,俘敌师长2人,毙敌旅长4人,俘敌万余人,缴枪1.5万支(其中轻重机枪300余挺)、炮40余门、光洋100余万元。这是整个反“围剿”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辉煌胜利。2.东陂之战。东陂在黄陂南40里处。黄陂战役打响后,向黎川东进的敌军急忙掉头西援。在援敌赶来后,红军主力已撤出宜黄战场,回到苏区的宁都县东韶、小布等地隐蔽休整。敌军会合后,不甘心在黄陂的失败,急于反扑,寻歼红军主力。由于苏区民众严密封锁消息,敌军在十余天内未能捕捉到红军动向。敌军认为红军主力不会远撤,很可能滞留在东陂以南一带,决定先向草台岗方向“进剿”。草台岗是东陂战役的主战场,位于东陂南10里。此处众山环抱,群峰密布,道路崎岖,方便打伏击。周恩来和朱德就在这里指挥东陂战役。1933年3月中旬,敌军决心与红军决战,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为吸取上次教训,敌军将并行相距甚远的两个纵队改为前后两个纵队,靠拢行军,交互掩护,以防分割被歼,出宜黄县后向广昌方向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为分散敌军,创造战机,周恩来和朱德再次命红军一部伪装主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展开活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行军,以拉大其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同时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侧击力量较弱的后纵队。红军一部的佯动再次使陈诚中计。陈诚以为红军主力转向广昌,即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之一师调往前纵队指挥,加强其进攻力量。他还对在黄陂战役中打了败仗的第5军军长罗卓英加以晋升,任命他为后纵队指挥官。罗卓英于18日到达东陂,设立指挥所。陈诚则在宜黄县城设立指挥部。3月20日,敌军前后两纵队已拉开近100里距离,后纵队已近至红军隐蔽待机的草台岗、黄柏岭一线。红军预设的战场就在这里,崇山峻岭使敌军的重装备难以发挥威力,飞机难以空中支援;对于装备轻便和擅长山地运动战的红军来说却易于发挥优势。这是对红军极为有利的又一次战机。3月20日傍晚,周恩来、朱德下达作战命令,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迅雷手段,先消灭草台岗、黄柏岭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当晚,黄柏岭一带战斗打响,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次日拂晓,红军向敌发起全线攻击。由于草台岗一带山势峻峭,丛林甚密,敌军占领高地顽抗,还以4架飞机盘旋投弹。10时许,红三军团迫击炮连占领阵地,以猛烈炮火攻击敌人。随后,黄柏岭战斗打响,激战至下午,敌军阵地全部被红军突破,红军歼灭敌1个师。随后,红军又歼灭了由东陂赶来增援之敌。经一天激战,红军俘敌官兵6000余人,击伤敌师长1名(后在南昌毙命)、旅长2名、团长1名,击毙敌团长2名,缴获步枪5000余支、机枪100多挺。东陂草台岗之战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又一大捷。作为第四次反“围剿”主体战的黄陂、东陂战役于3月下旬结束。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红军歼敌中央军近3个师2.8万人(其中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经过这两战,红军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中央军,完全粉碎了它们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连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敌人的丧钟已在狂响着》,《红色中华》1933年4月20日,第2版。】第四次反“围剿”规模较前三次反“围剿”大,投入的兵力较前三次反“围剿”多,战果较前三次反“围剿”更辉煌。红军发展到空前的10万之众。尽管后方中央局对前方指挥员不断掣肘,但周恩来、朱德既尊重后方领导,没有违背组织纪律,又从实际出发,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因而战争进行过程中,红军总体上还是坚持了符合实际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也是取得比前三次反“围剿”更大战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不是毛泽东指挥的,但毛泽东本人盛赞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毛泽东:《新的形势与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7月29日,第3版。】所谓“致命”是文学夸张语言,但确实给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这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是没有过的。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朱德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还创造了新的经验——打大兵团伏击战。它丰富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四)中央苏区走向鼎盛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经过1932年东打闽南、南下粤北、西进湘东,特别是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北上赣中和闽西北,中央苏区的疆域得到了相当的扩大,并打开了与周边苏区的联系通道。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愈益凸显。一方面,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随着中央要员不断进入中央苏区而得到了更加有力的贯彻,给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和方针在得到贯彻后,又使苏区的军事斗争和地方工作不断打开新的局面。即使在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排斥出军事领导岗位后,他的正确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即便执行“左”的错误方针政策的同志也有贯彻正确方针政策的时候,因而中央苏区才能进入鼎盛时期。1.先后召开福建和江西两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从1931年10月至1932年2月,以罗炳辉为军长、谭震林为政委的红12军一直在闽西活动,重新占领上杭、武平等县,并拓展了宁化、清流等新苏区。1931年12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抵达长汀,在停留的3天中与省委负责人作了交谈,出席省委召开的执委扩大会议,对闽粤赣边苏区工作作出指示。次年3月中旬,闽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开幕。此次大会决定将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改称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张鼎丞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5月1日,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兴国县城召开,曾山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会后,中共江西省委为加强苏区地方党委领导,陆续成立了几个中心县委组织。6月,在宁都县城成立了中共宁都中心县委,领导宁都、石城、宜黄、乐安等县工作;在会昌筠门岭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邓小平任书记;还成立中共于都中心县委、中共广昌中心县委等。这些中心县委的成立,对于加强江西苏区的地方工作、支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扩大苏区起了积极作用。2.先后设立闽赣省、粤赣省两个省级单位。在反“围剿”战争期间,如果说若干县委和中心县委的成立,是中央苏区得到发展的反映;那么省级单位和省委的新建,则可视为中央苏区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央苏区的开辟,中共江西省委和中共福建省委已经组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中央苏区版图的扩大,又新建闽赣省、粤赣省两个省级单位和两个新省委。一是闽赣省的设立和中共闽赣省委的成立。在建、黎、泰战役和金、资战役胜利后,1933年1月,在建宁县成立中共建宁中心县委,隶属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中央红军的红三军团在贵溪上清地区与赣东北红11军实现会师,建立信抚分区,巩固了赣东北红色区域。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准备将建黎泰、信抚、闽北三块小苏区合并一起,设立中央苏区闽赣省。2月5日,在前方的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省委领导人,代表苏区中央局征询对建立闽赣省的意见。4月下旬,苏区中央局确定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调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及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12月中旬,在建宁县城召开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选举赣东北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邵式平为主席。闽赣省下辖赣抚东5县(黎川、资溪、南丰、南城、金溪),赣东北4县(贵溪、铅山、上饶、广丰),闽西北7县(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将乐、沙县),闽北8县(崇安、光泽、邵武、建阳、浦城、建瓯、政和、松溪)等24个县的全部或一部,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期间还先后成立闽赣军区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以萧劲光为军区指挥兼政委和军团司令兼政委。闽赣省是中央苏区重要的西北屏障。二是粤赣省的设立和中共粤赣省委的成立。在闽赣省成立后不久,苏区中央局开始考虑在中央苏区南线成立粤赣省。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主力较长时间集中在北线作战,南部兵力薄弱。国民党军“剿匪”副总司令、粤系军阀陈济棠领导的粤桂军趁此机会占领了中央苏区南部的寻乌、安远、信丰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吞噬了中央苏区的部分版图,严重危害中央苏区的安全。粤赣省党政军组织机构的建立与闽赣省略有不同。它首先是建立军区,加强武装力量,打退粤桂军的进犯。4月24日,粤赣军区总指挥部在会昌的筠门岭芙蓉寨宣告成立,号召粤赣边界各县工农群众与红军地方武装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积极向南发展苏维埃区域,消灭广东军阀,配合北线红军,争取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为加强粤赣军区的军事力量,中革军委还将1933年3月刚组建的原属江西军区的红23军拨归粤赣军区指挥。粤赣军区成立后,对保卫中央苏区南部安全起了积极作用。中央苏区南部除疆域安全外,还有一个出口贸易问题。国民党中央政府对中央苏区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在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失败后,不断加紧的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特别是药品、布匹、食盐等奇缺。为此,1933年8月中旬,苏维埃中央政府专门开会讨论建立粤赣省问题。会议认为,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为着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会议决定从江西省划出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为基本区域,成立粤赣省。会昌县域南北长,在成立粤赣省时,将县北地区以西江镇为中心成立西江县,将县南地区以筠门岭为中心成立门岭县。信康为信丰、南康两县的部分地区所组成。如此就有了7个县。为了加紧筹建粤赣省,苏区中央局调原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晓任粤赣省临时省委书记。11月上旬,在会昌彭迳召开粤赣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粤赣省委员会,刘晓当选中共粤赣省委书记。12月下旬,召开粤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原兴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中央苏区4个省中,粤赣虽然省域较小,但它还领导附近游击区各县委和工委,其游击工作区域包括粤东北乃至东江游击区,对于加强闽粤赣边各苏区县的联系起了重要作用。3.中央苏区版图的鼎盛辉煌。由于红军取得了反“围剿”战争前所未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版图扩展到了它的最大值,达到了鼎盛的辉煌。——从苏区辖区看,有4省1市,即苏区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粤赣省和作为红都的瑞京(即瑞金)直辖市,下辖60个苏区县。它包括苏区江西省辖22个县,苏区福建省辖15个县,苏区闽赣省辖16个县,苏区粤赣省辖7个县。——从苏区辖有面积看,苏区江西省的土地面积总计为4.9523万平方公里。在闽西,属中央苏区版图的各县面积为2.5万平方公里;闽西北和闽北的将乐、邵武等诸县的部分县域一度属于中央苏区版图的面积约有1万平方公里。如此,1933年秋,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版图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从苏区占有的县城看,红军较长时间占有县城24座,其中属于现江西省的有瑞金、兴国、宁都、于都、广昌、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上犹、崇义、黎川等13座;属于现福建省的有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等11座。——从苏区拥有的人口看,以上述苏区4省概略计算,苏区江西省和粤赣省共240万,福建省和闽赣省各100万,加之苏区机关和红军部队13万,如此,全苏区人口总数在1933年秋为453万。当年《红色中华》第118期上的一篇文章称“中央苏区500万人口”。这是概数,说明中央苏区拥有的人口不算少。与此相联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建立有13个苏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达3000万。中央苏区是其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近七分之一。中央苏区从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这块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这里进行长征,共存在近6年时间。如果说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以前,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主要领导人,对中央苏区的关注和支持是远距离的,主要是通过电信往来体现;那么他在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就是开拓、巩固、建设和保卫中央苏区的亲历者和领导者。他与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既使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达到鼎盛,也使其个人在中央苏区的业绩达到辉煌。这既是中央苏区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也是周恩来伟大一生的一段重要历程。作者简介: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高中历史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5
摘要: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 “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 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 “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 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 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作者:武沐,民族学博士,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华夷之辨”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诸多学者就司马迁的“夷夏共祖”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展开热烈讨论,其中,王丹在《“同源共祖”神话记忆 :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一文中提到,“同源共祖”的历史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 关健英的《夷夏之辨与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段超、高元武的《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史考察》二文从中国古代“夷夏”观的整体发展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王文光、江也川的《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论纲》二文提出司马迁用“华夷共祖”的民族思想作为指导来书写中国各民族的历史; 于逢春的《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 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一文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对司马迁的“华夷之辨”进行分析。也有学者从先秦时期的华夷观念演变和不同族群的“华夷意识”与边疆整合来探讨“华夷之辨”。由于着眼点的不同,上述研究不足之处在于 : 孤立的“夷夏共祖”,很难看到支撑“夷夏共祖”背后的理论体系 ; 无法洞察司马迁是如何将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 “华夷一统”即“夷夏共祖”的; 只看到司马迁的“华夷共祖”,却忽略了“共祖异族”。 对于这一点,王盛恩曾提出,司马迁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可惜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太多学者的重视,笔者曾在《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一文中就上述观点做过初步论述,但并未展开深入讨论。本文拟将司马迁大一统观指导下的“华夷之辨”归结为炎黄共同体理论,并着重就司马迁的大一统王朝观、“华夷共祖异族”理论以及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的理论展开深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斧正。一、从西周政治共同体到战国华夏共同体(一) 西周政治共同体的繁盛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共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而不是血缘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 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包括镐京与洛邑,它是政治共同体的“中央之国”或“中心之国”,具有统治中心之意。 西周时期的“中国”一词在当时已常见于笔端,如周成王时有“余其宅兹中国”,它证实了《尚书·周书·梓材》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的记载。 在《诗经》之《大雅· 生民之什· 民劳》中“中国”一词重复出现过 4 次,如“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等; 在《大雅· 荡之什· 荡》中出现过。 彼时的 “中国”也被比喻为“夏”,大多指向周王族,而不是其他姓族,亦不泛指周朝,故西周时的“夏”均为单数。《尔雅·释诂》曰: “夏,大也”。 又曰: “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夏”居于中。 “夏”在《尚书》中出现过 3 次,即《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康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在《诗经》中仅见 1 次,即 “陈常于时夏”。 西周肇显于禋,自称“西土君子”,爵西伯,所谓“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可见作为西周权力中心的镐京并不是西周的地理中心。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这使得西周的权力中心开始向中原延伸。 洛邑虽为陪都,已有地理中心之意。西周时期的“蛮夷”既有受封于周王为异族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主要区别是农耕的城邦和游牧的山野牧民之区别,而非《国语 · 郑语》所云: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 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二) 春秋政治共同体的衰落春秋时期,政治共同体被延续下来,只是衰败的周王已无力承担实际的统治,政讼所及不出王畿, 取而代之的是会盟称霸的诸侯分享了周王的权力, “挟天子以令诸侯”。“夏”逐渐展扩为“诸夏” “华夏”等。 “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纷争称霸的诸侯分享了“中国”的名号与权力,变“中国”为“诸夏”的国家,“中国”一词开始从政治属性向具有文化属性的地理概念转变。面对政治共同体的一步步衰落,春秋时期“大一统”的概念被提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挽救政治共同体的崩溃,呼吁以周礼一统天下,恢复周王的权威。 孔子的“克己复礼”指的正是对于西周政治秩序的恪守和文化传统的尊崇,所谓“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故先秦“夷夏之辨”的判断标准主要是“礼”的有无。这既是对西周政治的理论总结,也是对西周政治共同体迟来的建构。 只是在春秋争霸的现实中,这种“礼”几乎被强势的盟主所操控,即使是姬姓之后,如果不符合盟主所要求的“礼”,亦可视为“夷狄”,如“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 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国语·周语下》亦云,如果没有嘉功,即使“皆黄、 炎之后”,同样“亡其氏姓,绝后无主,湮替隶圉”“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春秋之际的“夷夏之辨”,一方面受“尊王攘夷”的影响,“夷夏”对立被刻意放大,“蛮夷”开始被大一统主张排斥在“礼”的秩序之外。 孔子有言: “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各民族或明或暗的交流、交往、交融逐渐汇聚成潜在的主流,如《左传》中的东夷邾、蔡、淮夷等诸国 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鲁与莒、须句、邾、郯等之间保持着持续通婚; 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 “夷狄之乐”,足见齐国、鲁国与东夷文化交融之深。 晋国与北方戎狄亦并非兵戎相见于始终,反而是联姻、盟约不绝于耳。 自称为南蛮的楚,昔日被视为西戎的秦,不与姬姓相通的吴等等,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诸侯,更是通过主持会盟而跻身于华夏,上演了一出出渐染华风之大戏。 这表明,这些诸侯被华夏所接纳进而跻身于“中国”的主要途径,不是文化交融,而是会盟称霸,属政治范畴,如公开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楚国,在楚庄王问鼎中原、大败晋国而主持会盟后,从此同伍于“中国”。“秦国僻陋戎夷”“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 … 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至吴王阖闾,“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 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蛮夷之国” 的越国勾践继吴而起,“北渡兵于淮以临齐、 晋”,得以“号令中国”。 周初的宋国以“灭国继绝”封侯,却因“殷顽”而被长期忽视,只是在 宋襄公主导诸侯会盟后,由此“中国”之。 正所谓: “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 众暴寡,大并小。 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三) 战国华夏共同体的形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 彼时,“诸 夏”“华夏”“诸华”等用语较春秋时期更加频繁。 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日趋强劲的认同催生了华夏文化共同体 。 所谓“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 狄之国同服不同制”,与春秋大一统不同的是,战国时诸侯追求的大一统不再以恢复周王朝的统治、一统于周礼为目标,而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 此时的“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政治属性向具有华夏民族属性的地理概念转变,我们称此为华夏中国,其地域大体相当于后世的“中原”。 华夏中国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度, 是诸侯心中的“想象共同体”。“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在当时的“夷夏之辩”中,诸侯最为关注的是“华夏一统”,对于“蛮夷”则普遍持“华夷有别”的心态,认为“四夷”不在华夏中国之内,所谓“蛮夷戎狄,不式王命”,“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 王以警于 夷,中国则否”; 又“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 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同为华夏后裔,因所处文化地域之不同,仍有可能被视为 “非我族类”,如“魏之先 … … 与周同姓 … … 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那个时期的 人们津津乐道于华夏共祖的探究,对于“夷夏”是否一体,除戎子驹支曾提及“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 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 指姜戎氏——引者注) 是四岳之裔胄也”外,鲜有关注。二、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的三重逻辑秦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不过在当时的语境中,这个秦王朝并不等同 于华夏中国,而是远远超出华夏中国,所谓“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这其中屠睢率 50 万大军平定岭南的百越,设桂林、南海、象三郡。 在西南,始皇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向北两个方向延伸至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笮、冉、駹等地,通“五尺道”,设管理机构。 在北方及西北,30 万秦军打败了盘踞在河套的匈奴,筑长城,设九原郡于阴山以南、黄河以东,管辖新设的 34 个 ( 一说 44 个) 县。 这些新拓展的疆域绝大部分都在华夏中国之外,秦朝之内。 只是秦运短祚,尚未来得及对统一多民族的封建王朝做出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汉朝建立后,尤其到汉武帝时,一统大业更为恢宏,如何为大一统服务的理论体系也在紧锣密鼓 地建构中,其中,司马迁民族观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成为司马迁“华夷之辩”的集中体现。 而 司马迁重新阐释的“华夷之辨”,其核心在于,它摒弃了春秋战国以来“华夏一家”“蛮夷非我族类”的认同,将“四夷”也纳入炎黄谱系,从而建构了汉朝大一统之下的“天下一家”与“华夷一体”的炎黄共同体,并将这一理论体现在如下 3 层相扣、循循递进的关系中 :(一) 大一统的王朝观司马迁在炎黄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建构起的“大一统王朝观”,是炎黄共同体理论在“华夷”分布格局上的具体反映,其中汉王朝是由华夏中国与“四夷”共同组成,华夏中国是汉王朝的中心,“四夷”分布在 “四裔”。 这是将《礼记 · 王制》理想化的“五服”格局再现于汉朝。 与战国时的华夏中国观相比,“大一统王朝观”虽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却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以此做实了“天下一家”的理念。《史记》“中国”一词使用凡 112 例,这其中有多达 100 例指的是华夏中国,如“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 得为州数。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仅有 10 例左右或为华夏中国,或笼统代表汉朝,如“高祖时,中国初定”,“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常常将华夏中国与“四夷”并举,如“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以此证明汉朝君主不仅是华夏中国的皇帝,同时也是“四夷”的共主,所谓“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 ; 天子失道,守在诸侯。 诸侯得道,守在四邻 ; 诸侯失道,守在四境”。 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较之战国诸雄“以兵灭六王,并中国”为目标的华夏中国观,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有质的飞跃。(二) “华夷共祖异族”观司马迁笔下的炎黄是华夏与“四夷”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华夷共祖”是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主要支撑点之一,也是该理论体系在夷夏族源上的具体表述,可视为司马迁在大一统理论框架下对“夷夏之辨”的重新诠释。 用炎黄共同体对标汉朝,以此证明汉朝的大一统是“天下一家” “华夷一体”的一统。 在炎黄共同体内,“夷夏”可以共祖,但绝非同族,即“共祖异族”。“共祖”讲述的是“天下一家”,导出“华夷一统”; “共祖异族”显示的则是“华夷有别”,其潜在逻辑是“以华统夷”。 学者对于“华夷一体”“夷夏共祖”等多有论述,但对于“共祖异族”却鲜有涉及,而这正是司马迁有别于战国“夷夏之辨”的独到之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是学者在提及司马迁“夷夏共祖”时最常用到的案例,实际上司马迁的“华夷共祖”与“共祖异族”理论体现的是一套完整的民族观,它是以《史记》卷 1 《五帝本纪》为纲,以相关《世家》《列传》《表》等为目,将“夷夏”关系格局以及交融的历史汇总于“华 夷共祖”与“共祖异族”理论中,而不是简单地将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类传说汇集在一起。《史记》卷 1 《五帝本纪》在编制炎黄族谱与历史后,又论及“四夷”的由来: “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 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 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 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应该被视为司马迁“夷夏共祖”与“共祖异族”理论的总纲。放“四凶”于“四裔”的传说早在春秋时就已流传。《尚书·舜典》载: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 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传·文公十八年》载: “舜臣尧,宾于四门, 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里的“混沌”为帝鸿氏不才之子,“穷奇”为少皞氏不才之子,“梼杌”为颛顼氏不才之子,“饕餮”为缙云氏不才之子,均属华夏。 不过当时 的“四罪”“四凶”虽然被流放于四裔,但均未变为 “四夷”。 司马迁是第一个将放“四凶”“四罪”于 “四裔”与变“四夷”联系在一起的人。 它将华夏与“四夷”的族源悄然链接在一起,从而使炎黄、华夏、四夷浑然一体,成为血脉相承的同胞,共同受治于大一统的汉王朝。对于“四凶”变“四夷”中的“变”做何解释,司马贞《索隐》称: “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 徐广云作‘燮 ’。 燮,和也”,这是将“四凶”变为“四夷”。 张守贞《正义》: “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即将“四凶”流放到“四裔”以改变“四夷”的风俗。 现代学者大多取此意,认为放“四凶”于“四夷”,“盖取其在流放四罪之中,依然有教化四夷之意”。笔者在比较 司马迁对于华夏变“四夷”的记述后,认为司马贞《索隐》的解释较为接近司马迁之原意,而张守贞《正义》的解释有悖于司马迁“变”的本意。 其理由有二 : 一是司马迁的本意是通过“四凶”变为“四夷”以 达到“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理论建构,否则没必要将此传说演绎为“信史 ”; 二是“四凶”与“四罪” 原本就是因不服从管制而被流放到“四裔”,反而要靠他们去教化“四夷”,只会越教越“凶”,于情于理均不合逻辑。 为了更好地说明此问题,笔者特将《史记》中“华夷”转变的记述归类为以下 4 种类型 :1、炎黄再造型,如楚、越、蜀等国。 与《春秋》《世本》《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零散记述不同的是,《史记》在为炎黄建构完整谱系的同时,也将楚、吴、越、蜀等全面系统地纳入炎黄谱系,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之功。 就楚、越、蜀等类型而言,它们有的本就是“蛮夷”“西南夷”,如楚、蜀,但《史记》为它们打造了炎黄祖先,并撰写了由“蛮夷”变炎黄的历史。楚在称霸前一直被视为南蛮。《诗·商颂·殷武》载: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裒荆之族”。《诗 · 鲁颂 · 閟宫》载: “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国语· 郑语》 明确指出楚国公族是祝融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最早记载,时在西周末。 到了周襄王时, 楚人又将鬻熊芈姓列入始祖。《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 继而灭夔国。《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证明楚人听命于炎帝。 楚国古史系统也多认伏羲为始祖,着力讲炎帝、祝融、共工、帝俊,颇不同于黄帝一元的古史系统。 与楚王为同族的屈原在《离骚》中提及“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但此高阳指的是炎帝一系,是否为颛顼,尚待史料证实。 正因如此,楚国灭邓、谷,伐郑、蔡被看作是与狄人灭邢、卫等性质相同的行为,而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则被称誉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 实际上,即使在楚庄王称霸后,楚人也仅获取了诸夏在政治上的认同,所谓“合诸侯以为荣也”,而在文化上楚人尚未得到诸夏的广泛认同。鲁成公曾欲求于楚而叛晋,大臣季文子反对称“楚虽大,非吾族也”,并警告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熊渠曾明确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正是这个熊渠在《史记》中被明确列为黄帝后裔, 楚人也因此被顺理成章地纳入炎黄谱系,从而完成了由南蛮向华夏的最终转变。越国早期的历史更为模糊,直到春秋时才渐为诸夏所知。《春秋·定公五年》有“于越入吴”的记录。 早期的于越应为“蛮夷”,与中原夏禹毫不相关。 《史记》称: “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越为大禹后说”是春秋时期越人为获取华夏认同而重新构建历史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越人先是认同于楚人,构建出“楚越同源说”。 在勾践迁都琅琊后,为了称霸中原跻身于大国之列,才自我标榜“越为禹后”。《越绝书》卷 8 《越绝外传》载: “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史记》卷 41《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乃大禹苗裔,后帝少康之庶子,“越虽蛮夷……盖禹之余烈也”。 东越、闽越与越王勾践血脉相承,《史记》卷 114《东越列传》载: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分别是越王无强长子玉与次子蹄的后裔。 公元前 333 年,越王无强伐齐攻楚,兵败身亡,越国因此分崩离析,各宗族子弟竞争王位和权位,居住于长江南部 的沿海,东越国、闽越国即其后人所建,不与华夏同族类。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无诸与摇自去王号。 秦朝在该地设闽中郡。 秦末诸侯叛秦,无诸和摇随诸侯灭秦。 汉王五年( 前 202) ,汉高祖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东冶,继越国奉祀。 汉惠帝三年( 前 192) ,朝廷立摇为东海王,建都东瓯,称“东瓯王”,为汉朝的藩属。 汉武帝元鼎六年( 前 111) ,闽越余部完全归入汉朝,民众亦迁徙到江淮一带。 至此,东越、 闽越在经历多次反复后,最终走完了夷夏共祖同族的历程。如同楚、越一样,司马迁将蜀人也纳入了炎黄后裔。《史记》卷 13《三代世表》称: “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享降,输献于汉。”相传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有柏濩、鱼凫等。 历代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 司马迁将蜀人说成是黄帝后人,很可能来自《世本》所载: “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无姓。 相承云黄帝后。”司马贞《索隐》引《系本》亦曰: “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 且黄帝二十五子,分封赐姓,或于蛮夷,盖当然也。”2、炎黄回归型,包括吴国和秦国。 与炎黄再造型不同的是,吴王太伯与秦人先祖原本就是华夏, 均由华夏迁至蛮荒之地,一度变为“蛮戎”。 随着会盟称霸,复归于华夏,实现共祖同族于炎黄。 吴王太伯在《史记》中是封王于吴的外来者,《越绝书》卷 3《吴内传》称: “吴何以称人乎? 夷狄之也”, 司马迁解释云: “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周武王封吴太伯后裔周章于吴,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北边的夏都故址,所谓“封其后为二 : 其一虞,在中国 ; 其一吴,在夷蛮”,内地待之以“夷蛮之吴”。 吴王太伯是因为周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与弟仲雍流入“荆蛮”之地,尽染荆蛮习俗,成为荆蛮的首领,故太史公曰: “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关于秦人祖先,《史记》卷 5《秦本纪》载,秦 先祖为高阳之苗裔孙,“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近年来“秦人东来说”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司马迁的说法。 秦景公( 前 576 — 前 537 年) 大墓出土的石磬有籀文“高阳有灵,四方以鼐”。 有学者据此认为秦人乃黄帝的后裔。 然而无论秦人来自何方,秦人在秦穆公称霸前曾长期与西戎杂处,自外于诸夏,即便带有东方文化的遗传基因,当时早 已是孱孱弱弱,成为实际上的“西戎”,边缘于诸夏文化圈,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封侯,秦人搭上了西周政治共同体的末班车。 秦穆公称霸后,诸夏开始视秦为同类,秦人也主动向诸夏文化圈融进,这也就意味着秦人在秦穆公称霸后亟须褪去“西戎”的印记,加紧再造华夏的历史。 秦穆公称霸近 40 年( 前 659 — 前 621) 后秦景公继秦王位,此时诸夏已尝试着接纳秦人。 所以“高阳有灵, 四方以鼐”,很可能就是秦景公为迎合诸夏文化的认同而自我打造的族源建构,因为秦人在秦襄公时尚“自以为主少皞之神”,而不是高阳。《左传·文公十八年》大史克答宣公,曾同时提及“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颛顼氏有不才子”,亦提及“高辛氏”,却未提高阳就是帝喾。《吕氏春秋·古乐》载 :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吕氏春秋》多次提到黄帝以及秦人的历史,却从未将秦人的祖先与高阳联系在一起,也未见那时其他史籍中有关于秦人祖先来自黄帝的记载。 然而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载,周成王伐商邑,“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史记》卷 5《秦本纪》亦载: “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 生蜚廉。 蜚廉生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 赵衰其后也”。依笔者之见,这些更像是战国以来秦、楚等“蛮夷”重新建构的历史,毕竟太暤、炎帝、黄帝、少暤、颛顼等 5 位大神是在战国时期才陆续登场的,直到战国末期的《五帝德》《帝系》中“五帝”之名才最终确立, 即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基本建构出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 司马迁《史记》将秦人拉入黄帝族谱应当源自此类造神传说 。 至于它与秦景公大墓的石磬铭文相吻合,可视作不谋而合,更何 况司马迁并未见到过秦景公大墓的石磬铭文。3、炎黄转戎型,主要指匈奴。《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载 : 早在匈奴出现前的唐虞以上就“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期间匈奴嵌入进来,“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又云: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此后“三百有余岁”记述的是戎狄的事迹,先后出现有犬戎、山戎、赤狄、白狄、绵诸、绲戎、翟、镕之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林胡、楼烦之戎、东胡等,直到战国中期,匈奴的名字再度出现,“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依照司马迁的说法,匈奴是早期嵌入山戎、猃狁、荤粥之中,与其游牧混居在一起。 这期间他们随同戎狄转战各地,足迹遍布中国北方。 战国中期,当这支名为匈奴的夏后氏苗裔逐渐发展壮大后,已是凤凰涅槃,一跃成为北方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周边众多戎狄为其所并,匈奴之名始为中原各国所熟知。 所以,司马迁笔下的匈奴是一个源自华夏,因长期混居于戎狄,最终变为一支有别于华夏的草原民族。 至于山戎、猃狁、荤粥等源于何方,按照司马迁的逻辑,应当在“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 中去寻求。4、英雄徙边型,主要包括朝鲜、西南夷、南越等。 这一类型主要指来自华夏的首领因流入朝鲜、西南夷、南越等领地,最终成为统领而被司马迁归为“共祖异族”的四夷。历史上的朝鲜有“箕子朝鲜”与“卫氏朝鲜”的传说。《史记》卷 38《宋微子世家》载 : 商朝灭亡后, 周武王将纣的叔父箕子封于朝鲜,建立起“箕氏侯国”,史称“箕子朝鲜”。 又据《史记》卷 115《朝鲜列传》载,汉初燕王卢绾造反,跑到了匈奴。 燕将卫满也带领 1000 多乡党,梳着锥形发髻,穿上蛮夷服装,流亡至箕子朝鲜,建立起卫氏朝鲜,役使着真番、朝鲜以及原燕国、齐国之逃亡者,因此朝鲜被《史记》列为“共祖异族”的“东夷”。 汉惠帝三年,卫满被汉朝册封。 汉武帝元封二年( 前 109) ,卫氏朝鲜被汉朝攻破,汉朝在其地分设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合称汉朝四郡。关于西南夷,《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记载有 : 夜郎、滇、邛、巂、昆明、劳浸、靡莫、徙、筰、冉駹、白马等。 司马迁将其定性为“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西南夷的先祖来自何方,《史记》阙如, 但提到了庄蹻,似有以庄蹻代表“西南外蛮夷”的倾向。 庄蹻乃楚庄王苗裔,“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 庄蹻至滇池后,以兵威将这一地区归于楚国。 欲返回之际,会秦军攻打楚巴、黔中郡,道路为之堵塞,遂率众还至滇池一带,“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成为滇王。 秦统一后, 派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南越属百越的一支,《汉书》卷 34《地理志》载 : 百越“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 姓”,《礼记 ·王制》曰: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 《史记》卷 41《越王勾践世家》虽然只提及越王勾践所在的吴越及其后裔东越、闽越为大禹后裔,但广而推之,南越似应包含在内。 但问题的关键是,《史记》卷 113《南越列传》讲述的重点不在南越国,而是南越王赵佗,这显然是以南越王的归属替代南越的归属。 秦亡之际,身为南海都尉的赵佗封关绝道,兼并了岭南的桂林郡、象郡,建南越国,国都番禺,自号“南越武王”“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游弋于“蛮夷”之间,自外于“中国”。但是按照 司马迁的逻辑,这个来自中原真定的赵佗应当属于“变于南蛮”的华夏,所以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南 越自然成为与华夏“共祖异族”的“四夷”。上述朝鲜、西南夷、南越等与华夏共祖于炎黄,不是表现在血缘上,而是因为华夏人箕子、卫满、庄 蹻、赵佗等流入并统领了当地民族,成为“四夷”的首领,进而被司马迁纳入炎黄共同体,成为汉王朝 “共祖异族”的“四夷”。 至于这些首领流入“四夷”前当地早已存在的“百越”“西南夷”“朝鲜”等群体的祖先究竟源自何处,同样应当在放“四凶”于“四裔”以变“四夷”中寻求解释。 可见,“共祖异族”理论实际上是司马迁“夷夏有别”中最大的“别”,即在炎黄共同体下分夷夏。 相较战国诸侯在争霸背景下所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辩”,司马迁在大一统背景下创建的“夷夏共祖”与“共祖异族”理论对于大一统民族观是一次升华。 它表明华夷之所以共处于大一统王朝之中,乃华夷原本就是出自同一始祖的共同体,四夷不过是流入四裔的华夏,是“共祖异族”的同胞。 这与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汉晋以来开始以血缘为主要因素作为区分夷夏的观点截然不同。 在这里,夷夏是共同血缘下的异质文化演变而来的不同族体。(三) “ 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司马迁建构炎黄共同体理论有两大目标 : 一是以“华夷共祖”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天下一家”,大一统是一家人的一统,所以是历史的必然; 二是以“共祖异族”证明“华夷有别”,进而导出“以 华统夷”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最终归结于“汉为天下宗”。 这是隐含在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的内在逻辑。“夷夏有别”滥觞于商代,但很少有优劣之分 ; 西周开始强调“夷夏之辨”,夷夏优劣之分逐渐显现。 后人根据周边民族与周王的亲疏关系,将西周从邦畿到蛮夷戎狄分为“五服”,并提出处理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先教化后征伐。西周以来的诸夏居于中原,并率先进入农业文明。 在与周边游牧乃至狩猎民族交往中,华夏礼乐文明日益完备,与周边民族差距不断扩大。 春秋以来,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的严峻形 势,“夷夏之辨”在强调“尊王攘夷”的同时,刻意突出民族和地域上的差异,所谓南夷北狄正是这种差 异的反映。 春秋时常以“诸夏”与“蛮夷”对称,认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将根植于《春秋》《仪 礼》《周礼》《礼记》《尚书》的文化礼仪作为标准进行民族分辨,严格区分尊卑贵贱,从而固化了华夏优于“夷狄”的认同。 孟子甚至断言: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至战国时,“夷夏之辨” 的衡量标准大致形成 3 点,即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和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司马迁出于大一统的需要,摒弃了“夷夏之辨”中的血缘衡量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夷夏共祖”的炎黄共同体理论,但 “夷夏共祖”并不意味“夷夏”可以平等,更不意味着夷可以统夏,这在《史记》中处处可见,在“四凶” “四罪”为“四夷”中更是演绎得淋漓尽致,处处流露出华夏中心与四夷原罪的感叹,以此证明四夷由 于文化差异,只能为诸夏所统,即“以华统夷”是历史必然,并以“夷夏之防”维系华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汉为天下宗”是汉武帝对于构建西汉王朝大一统秩序的深沉思考,其核心是汉朝为海内之主,执掌着死亡和生存的权柄,控制着天下的命数。 司马迁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恰恰印证了这一思考, 它告诉人们在“以华统夷”序列中,只有作为天朝上国的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一统华夷,成为“天下宗”的正统王朝。 这应当是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中“以华统夷”的逻辑归宿与终极目标。三、结 语司马迁第一个建构了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 在今天看来,司马迁建构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貌似历史与民族的宏大叙事,实际更像是为大一统服务的政治说教,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历史缺憾。 尤其是秦统一中国后,中国需要多民族的共同体,而“华夷共祖”于炎黄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正是历史上首次建构的服务于多民族大一统的理论体系 。 它从源头上将多民族纳入炎黄大家庭,从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观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理论基石 。 司马迁将“华夷共祖”与“共祖异族”辩证地融为一体,解决了“体”与“族”之间的逻辑关系,凸显出“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 与战国时期 “华夏一体”的民族观相比,司马迁的炎黄共同体理论的格局更高,眼界更宽广,它不啻是质的升华,更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了里程碑式的第一步。司马迁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鲜卑等少数民族创建的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还是汉人创建的唐宋王朝,都曾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寻找到理论支持与突破。 比如,北魏统治者就是在北魏版的炎黄共同体理论指导下创建了鲜卑人主导的“共祖异族” 的少数民族政权; 而在唐朝版的炎黄共同体理论中,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则已融 合为炎黄共同体的一员。 即使是在元、清两代,尽管摈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炎黄共同体理论,但大一统主导下的共同体理念早已渗透到中国历史的骨血,所以,元、清两代统治者提出了王朝即中国的“中国观”,认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均为中国人的国家共同体理论,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设又大大迈进了一步。如果说司马迁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存有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这一理论中少数民族的“华夷共祖”是被建构出来的,出于汉代大一统精英的一厢情愿。 少数民族是否认同,不得而知,如司马迁“匈奴, 夏后氏之苗裔”一说,不仅匈奴单于不认可,就是汉朝皇帝也未曾意识到“共祖”之血缘。 白登之围时, 匈奴阏氏谓冒顿单于曰: “两主不相困 … … 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这里并未提及汉匈共祖的问题。 西汉末年,当匈奴单于舆向汉朝使者提出“当复尊我”时,所依据的依然是汉匈和亲衍生出的“兄弟”情,而非汉匈共祖之血缘情。 即使是刘渊高举反晋大旗时,仍高调宣扬的是“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 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但是进入十六国后,刘耀开始主动称“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而匈奴的另一支赫连勃勃也同样自称“夏后氏之苗裔,国称大夏”。 这是少数民族对于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第一次回应,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自我建构为黄帝后裔的案例。历史证明,由炎黄共同体理论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创建与完善的, 并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 同时它也有力回击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大一统思想的质疑,如 “新清史”学派的“内亚史观”所强调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二元对立”说,以及对从秦汉到明清朝代更替与延续的大一统中华的历史叙事提出的尖锐挑战。
高中历史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中正之道”(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通过个体情感与行为方面的“不偏不倚”,反对走极端、行偏激的“过”或“不及”,推动人际关系的和谐允协与社会秩序的平稳安定。基于这一思想,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张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其内容与标准应保持适度,通过“允执厥中”,建构符合国情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公正,实现由“中”而“正”的法律“中正之道”。“允执厥中”与法律“中正之道” 儒家经典《尚书》记载着被后人称为中华文化精髓之一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多变而不定,“道心”细微而难察。“人心”作为人的本性以及基于这种本性表现出的行为举止,因人而异,变动不居;“道心”作为世界的本原与社会的准则,深奥细微而难以发现和理解。治国理政,既涉及对人的本性与行为的引导与掌控,也涉及对世界本原与社会准则的探索与运用,必须恪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通过“允执厥中”,保持“人心”的稳定与适度,体悟并实践“道心”的内核与真谛,就能从整体上达到“人心”与“道心”的合一同体,进而实现治国理政的基本目标——秩序与公正。孔子强调“过犹不及”,反对“过”与“不及”,对于个体思想与行为的两个极端持否定态度。《礼记》沿着“允执厥中”“过犹不及”的思路,将其深化为国家治理、为人处世的普遍原则,进而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执两用中”理念。经过北宋二程、南宋朱熹的传承与弘扬,“十六字心传”作为“理学”的精髓,也成为国家与社会主流思想的核心内容。 “十六字心传”所述“允执厥中”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以及制度建构与法律的制定实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法律重点维护皇权与中央集权、维护宗法伦理,以严刑峻法惩治侵害皇权与中央集权、侵害宗法伦理等严重犯罪。与此同时,在一般性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个体行为方面,则坚持“允执厥中”原则,推动对应性社会主体相互关系适度化,促成百官万民个体行为适度化,坚持由“中”而“正”的法律“中正之道”。主体关系适度 法律的任务在于规范并调整各类社会关系。在规范普通社会关系时,法律通常同时确定主体双方各自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基于“允执厥中”原则,中国古代法律在规制两类相对应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多强调任何一方主体都必须行为适度,即便行使法定权利,也不得超越一定的界限。通过行为适度,推进主体关系适度。在具体方法上,常常将相对应主体双方的权利或者一方的权利以及“但书”式界限设置于同一条法律规范之中,使得行为主体双方的权利及其界限相对而立、一目了然,既有利于当事人遵守,也便于各级官员执行。 建立适度主体关系,首先表现在尊长与卑幼的权利义务关系上。中国古代法律通过等级身份制建构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在家庭关系中,法律重点保护尊长的权利和地位,并赋予尊长在身份、财产等方面的特别权利。但法律同时规定,尊长行使权利必须适度,不得超越相关界限,不得侵犯相对应主体“卑幼”的基本权利。以财产权为例,唐宋明清法律都规定,家庭财产处分权由家长行使。卑幼未得家长允许而私擅用财,构成“卑幼私擅用财”罪。同时,法律还设置“尊长分家析产不均平”罪,要求尊长主导家庭财产分配,必须保持“均平”,不得多寡不等,否则其行为也构成犯罪。这样,在同一法律条款之中,对于两类对应性主体分别设置禁止性行为底线,通过“卑幼私擅用财”“尊长分家析产不均平”两种罪名设置,强调尊长与卑幼作为相对应社会主体,任何一方行使权利,都不得超越一定的“度”,必须各自守住“允执厥中”的底线,否则均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中,乡绅地主与农民佃户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作为地主,希望通过提高田租增加自身收益,而且常常借助自身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欺压佃户。而作为佃户,可能因为自然灾害、耕作不当、家庭变故等原因,难免拖欠交租,甚至出现聚众反抗地主欺压的群体事件。清代法律对于此两类主体,分别设定行为之“度”:“凡地方乡绅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根据这一规定,对应双方,既不能违规欺压,也不能拖欠欺慢,否则均构成犯罪,各自承担刑事责任。 清朝科举考试中,乡试是三年一次的省级大考,此前经过岁科两试的生员均可参加。届考之时,全省各州县考生云集省城。此时,省城不同地段,特别是考场附近的房屋租赁、客栈酒馆、食品买卖、车夫脚夫等服务业也迎来客流大潮。这一时段,因收费标准、服务质量等,考生与商户之间常常发生争执。江西省臬司制定地方法律,要求省城相关地区的服务业公平交易。该项法律规定,秋闱期间,本城所有商户包括房主、铺户、客栈等,“凡遇应试士子雇觅舟车、赁寓房屋、购买食物,务宜公平交易,不得任意低昂。如有欺凌文弱、多行索诈者,许本生扭禀,地方官严加究治”。这一规定重在约束商户,不得在服务与价格方面欺凌书生。该条款紧接着规定,“尔诸生念切功名,亦宜自爱其鼎,勿因分厘小费,即自寻衅生波”,要求参加乡试的考生,认真参加考试,不得因少许价格问题,寻衅生事。其基本精神在于分别约束双方,要求各自守住行为底线。 总之,古代立法者注意防止法律实施的副作用,防止“过”与“不及”,防止因为禁许一种行为而导致另外一种不当行为的发生。将两类相对应主体各自的权利义务熔于一炉,规定于同一条法律规范之中,使得行为人在主张权利、行使权利的同时,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主张权利的“度”,明确自己所行使权利的界限,以实现“允执厥中”的“中正之道”。个体行为适度 基于“允执厥中”原则,中国古代法律对包括百官万民的社会个体行为进行规制。对于官员而言,其履行职责必须适度,特别注意防止不良政绩观引导下的越界履职。例如,古代法律严惩贩卖私盐。清代法律赋予相关官员在稽查私盐方面诸多权力,包括官员查处数量较大的私盐商贩者,可作为政绩获得奖励,并作为品级职务升迁的依据。同时,立法者考虑到,这一规定固然能鼓励官员积极作为、稽查私盐,但也可能为不良官员所利用,过度使用稽查权,因而导致不良政绩观之下的不当行为。因此,该项法律还规定,各级官员不得为获取政绩而过度稽查私盐,包括将产盐之地一些肩挑背负少许食盐换取米粮以维持生计的贫穷小民当作私盐商贩查拿拷讯,否则对于相关官员给予行政处分。 再如,清代司法体制中,刑部作为中央审级之一,负责对地方直省上报的死刑、流刑案件以及涉及人命的徒刑案件进行复核复审。刑部复核复审活动由刑部堂官主持,但实际上由刑部内设清吏司郎中、员外郎等司官具体负责。为鼓励司官细心审核、甄别误判,法律规定刑部司官对于直省上报案件拟判意见中发现错误并驳回重审而改正者,对于司官给予议叙奖励:每涉及一案,纪录一次。为防止刑部司官基于不良政绩观而不当利用此项条款,甚至滥用驳审权,法律又规定如果地方直省上报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收集等方面并无大错,而“司官妄行苛驳”,对于相关司官参奏处分。 官员之外,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也必须适度。传统法律文化主张个体行为应平和务实,不走极端,即便符合主流价值观,也必须保持在合理限度之内。例如,传统社会倡导子孙尽孝、妇女守节,并将此类节孝活动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给予相关当事人法律方面的积极后果。按照规定,对于子孙持孝与妇女守节,官府应进行旌表、弘扬。但合法合德之事超出常规,就可能违法失德。如传统的“二十四孝”之中,有“割股疗亲”“卧冰求鲤”之说,民间社会也常常出现以极端方式救助亲人的行为。对于此类行为,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给予宣扬,尚属“合情”;但在法律上,则不能完全归之于“合理”,更不能实际倡导。因此,基于构建健康社会秩序、调整常态社会关系的需要,法律对“节孝”行为设立了一定的“度”,进行必要限制,以防止因“节孝”行为的极端化而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清朝顺治、康熙、雍正年间,皇帝先后多次发布上谕,为“节孝”行为设限立度;各级官府也从行政管理、司法审判等方面,明确“节孝”行为之度。如清代《会典则例》记载了几条上谕,为极端“节孝”行为设置禁令。顺治年间确定,对于普通节孝行为给予旌表,但同时规定,对于“割股”“卧冰”等救亲行为,一律不准“旌表”,以防止“愚民仿效”。雍正年间,福建人李盛山为救患病之母亲而割自己的肝,母亲病愈后,李盛山则因肝伤而病亡。福建巡抚上奏朝廷,建议对李盛山给予旌表。对此,礼部提出建议:“割肝乃小民轻生愚孝,向无旌表之例,应不准行。”雍正皇帝考虑李盛山行为特殊,特别准许对其旌表,但同时强调“不可以愚昧而误戕念孝道,为至弘不可毁伤正理”;无论对于殉夫之烈女,还是割股之愚孝,“不概加旌表,以成闾阎激烈之风,长愚民轻生之习”。保持平和心态,采取适度行为,既能确保自身行为合法合德,也有助于和谐人际关系与稳定社会秩序的构建。不动产所有权规范适度 中国古代法律在规制与土地住宅相关联的不动产所有权交易方面,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允执厥中”的原则。田宅不动产所有权交易,以买卖关系为主。买方支付价金,卖方交割田宅,买卖关系成立,所有权转让完成。但在中国古代,土地住宅等不动产不仅事关当事人基本的生活依托,而且常常由当事人承自祖上、传至后世;当事人出卖田宅,既可能导致其在经济上生活无着,又可能在道德上被视为“不肖子孙”。在这一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作用之下,基于“允执厥中”的基本原则,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田宅不动产所有权交易中的“典”制萌芽确立,并在唐宋明清各朝发展完备。 在成熟形态的典关系中,出典人将其所拥有的田宅不动产交付典权人,并获得典权人支付的典价;而典权人支付典价后,则获得该不动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各项权利。同时,双方约定典的期限。典期届满,双方当事人可再次选择,既可以“钱还产归”,出典人返还典价,收回典物;而典权人则收回典价,归还典物;也可以由典权人补交部分价金,双方形成正式的买卖关系,完成相关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 就不动产所有权交易而言,“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买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权属关系不清,甚至引起产权纠纷。但“典”又与买卖非常接近,是基于“允执厥中”原则设立的不动产所有权弹性转移,因此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多以“活卖”指称“典”。在这种富有一定弹性的不动产所有权交易关系中,典权人、出典人双方各得其所。典权人支付较少典价(典关系中的典价,比买卖关系中的买价低),即可在一定期限内对于典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各项权利;对于出典人而言,既应急解决短期内对于资金的特殊需求,又保留一定期限后回赎典物的机会,避免直接沦为生活无着落的“不肖子孙”。历史实践证明,“典”作为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一种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方式,符合国情文化,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在稳定社会秩序、帮助小自耕农度过其生产或生活中的艰难时段,发挥了卓有成效的积极作用。 基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基本判断,中国古代法律在重点维护皇权与中央集权、维护宗法伦理关系的同时,推动对应性社会主体相互关系适度化,促进百官万民个体行为适度化;注重权利义务的中性表达与适度行使,防止“过”与“不及”,避免两个极端,造就和谐包容、务实平和的民众心态。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古代法律注意防止文武百官在不良政绩观引导下履职过度,设置不动产交易中所有权弹性转移机制,在行政履职、定罪量刑、产权交易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注重法律调整的“居中有度”与“执两用中”。通过不偏不倚、“允执厥中”的“中道”,追求情法两平、秩序稳定、国泰民安的“正道”。这一富有特色的法律“中正之道”,源自广博深厚的中华文化,符合古代中国的国情民风。基于这一原则而建构的中华法系,在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推动中华文明绵延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朱勇,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高中历史
我国火车票发展史——各历史阶段简述(转载)
陈咏英名师工作室
2025.12.22
6
我国火车票发展史——各历史阶段简述原创北京马腾腾交通收藏家2023年12月24日 15:17北京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笔者收藏火车票已有5年时间,目前已收集到数万张全国各地各年代的火车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清朝末年至今的各个发展阶段。在收集车票的同时,笔者也不忘同步收集相关资料,并与各位老师和藏友交流,特别是在加入中国收藏家协会铁路文化收藏委员会以来,探讨和研究更为深入,已有不少初步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笔者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讲述火车票发展史的文章大多把1996年之前的火车票发展史一笔带过,甚至直接说1996年之前我国使用的是同一格式的车票,这样的文章埋没了老车票背后所能体现的历史内涵。而在各类影视剧里的火车票道具更是错误百出,非常离谱。为此,笔者决定利用初步研究成果写一篇简单的我国火车票发展史,一是纠正此前各种文章的谬误,二是抛砖引玉,希望各位藏友老师能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国火车票发展历经7个主要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1936年以前,这个阶段我国各铁路的车票样式没有统一,每条铁路均有自己的车票设计;第二阶段是1936年至1945年,1936年我国国有铁路第一次使用统一车票格式,而在日伪侵占的沦陷区,日伪方面也推行统一的车票格式;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国统区使用干线区制样式车票,解放区主要使用缴获的车票,或利用缴获的物资印制车票;第四阶段是1949年至1965年,建国初期使用党徽底纹车票,后统一为路徽底纹,进行初期探索,客票体系逐步成型;第五阶段是1965年至1996年,我国火车票体系发展成熟,全国车票格式完全统一,1979年开始早期计算机客票开始探索;第六阶段是1996年至2020年,1996年起计算机客票大范围推广,2007年开始磁票与纸票并用;第七阶段是2020年至今,全面实行电子客票,并于2023年取消通票,火车票进入电子时代。第一阶段:1936年之前清末民初时期的火车票以埃德蒙森式硬纸板卡片客票为主,尺寸为2英寸×1英寸(57×30毫米),设计较为简单,一面中文、一面外文(例如胶济铁路为德文、中东铁路为俄文、正太铁路为法文、沪宁铁路为英文),各路版式不同。客票票面一般都印有发站、到站、票价等信息。图 清末民初火车票1921年,交通部规定国有铁路统一车站帐目则例,推广统一各等级颜色、剪断线。各路虽然版式依旧不同,但在逐渐优化一致,例如明确头、二、三等颜色,设置孩童备查剪断线(即剪断后作为孩童票)等。1926年版又进一步规定了四等和站台票颜色。但国有铁路遵守的情况各异。图 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火车票(右下车票下方三角即为孩童备查剪断线)硬纸板卡片式客票在当时使用量占到90%以上,是实际使用中的主流,除此之外主要是使用软纸客票作为补充。这种以硬纸卡片车票为主、软纸车票为辅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96年才被计算机客票打破。图 民国初期软纸火车票第二阶段:1936年-1945年1935年10月,铁道路训令修改站账格式,自1936年1月1日起执行,自此我国国有铁路第一次使用统一的车票格式,背面也不再印外文,而是改印旅客须知。与此同时,车票上的轧印日期也统一为“民国纪元年-月-日”,车次另盖。图 1936年统一格式的国有铁路火车票此后的抗战期间,未沦陷的铁路一直使用这种统一的格式,而沦陷区的铁路,日伪方面也统一了车票样式,并使用4种底纹——东北地区使用伪满铁底纹和伪满铁道部底纹,华北地区使用伪华北交通底纹,华东地区使用伪华中铁道底纹。日伪车票基本样式为横版,右侧印有斜线剪断线(即剪断后作为小孩票)。图 日伪火车票(左上为伪华北交通底纹,右上为伪满铁道部底纹,左下为伪华中铁道底纹,右下为伪满铁底纹)图 日伪软纸火车票抗战后期,日伪方面铁路为节省资源,开始使用长5.7厘米,宽2.5厘米的窄版客票。图 日伪窄版火车票第三阶段:1945年-1949年抗战胜利后,最初按照敌伪分区接收,使用原日伪的客票加盖使用,或利用原日伪车票的材料印制新车票。1946年3月1日起,国统区实行干线区制。此时期各区的车票样式虽然大体基本统一,但各条铁路的格式又有所不同。此时期通货膨胀严重,车票票价飞涨,有些车票因为票价调整频率过高,直接不印面值。图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火车票解放区客票,初期直接使用缴获的伪满、伪华北、国统区火车票加盖修改使用,车票尺寸既有从国统区缴获的3cm宽的宽版车票也有日伪方面缴获的2.5cm宽的窄版车票。后期也有利用缴获的材料重新印制的车票。图 解放区火车票第四阶段:1949年-1965年解放战争后期至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主要使用东北铁道标志加党徽底纹客票,关内地区主要使用五星党徽底纹客票,另外还有部分地区使用纯色底纹客票,尺寸既有3cm宽的宽版也有2.5cm宽的窄版。虽然此时期车票尺寸、底纹各异,但基本都采用了横版样式,并印有“军”、“小”的“X”型剪断线。图 建国初火车票1950年,《铁路旅客及行李包裹运送规则及补则》发布,采用路徽底纹,我国火车票样式基本统一。此时期卡片式客票尺寸基本统一为2.5cm宽的窄版尺寸,但四川地区仍然采用3cm宽的宽版尺寸,云南地区地区仍采用软纸客票。图 50年代初火车票1956年,《旅客、行李、包裹运送票据样式和印刷方法》发布,硬席、软席、市郊、简易、棚代等席别划分完成。图 1956版火车票(硬席、软席、市郊、简易、棚代)图 50年代的软纸补充客票1960年,《旅客、行李和包裹运输规则以及票据样式》发布,硬席、软席改为硬座、软座,另外以代用票、区段票为代表的软纸客票样式体系成型。图 1960版火车票图 代用票与区段票但此时期全国不同地区火车票格式、字体仍然略有不同。图 各地火车票格式、字体仍略有不同第五阶段:1965年-1996年1965年实行新版客规,更新了客票的样式,取消了卧具票。此版客规发布后,全国各地车票基本实现了格式上的统一。后续几版客规虽然也对车票样式进行了调整,但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是1965年版的客规将车票的历史带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图 1965版火车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可躺、空调等新票种。图 80年代火车票(可躺、空调)1979年起,我国开启了早期计算机客票的探索,但此时的计算机客票仅在小范围内试用,并未成为主流形式。图 1979年起使用的早期计算机客票图 1985年至1995年的早期计算机客票第六阶段:1996年-2020年1996年,全国开始推广计算机客票,初期使用的是蓝色底纹计算机纸质客票,后改为粉红色底纹。此后硬纸板卡片式客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主体地位被计算机客票取代。图 软纸计算机客票2007年起开始推行磁票,初期使用的是红色底纹磁票,后期改为蓝色底纹磁票。此后磁票与纸票混用。图 磁质计算机客票第七阶段:2020年至今2020年起全面实行电子客票,2023年取消通票,火车票彻底进入电子时代。图 最后的通票图 仅供报销以上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针对主流的客票,如常备客票、代用区段票、计算机客票等,而各铁路局印制的定额客票、各地方铁路客票、港台客票、跨国客票、联运客票等都需要单独讲述,另外对于火车票的一些基本构成,其实也需要单独讲述,本次仅为简述,这些就暂不叙述了。希望这篇文章发布后,可以纠正以往火车票发展史文章中“1996年之前火车票都一个样”的误解。未来藏友们可以一起继续研究,最终清晰讲述出我国火车票发展的全部历史。